三魚堂四書集注大全
內容介紹
朱子作《四書章句集注》之後，疏解朱子之作迭出。由朱子弟子黃幹《論語通釋》始，真德秀之《集義》而採朱子語錄附於朱子《章句》之下(僅《大學》一書)。其後，祝宗道倣此體例，補足成《四書附錄》一書。此後蔚為風潮，蔡模《四書集疏》、趙順孫《四書纂疏》、吳真子《四書集成》、陳櫟《四書發明》、胡炳文《四書通》等書，都是箇中代表作品。值得注意的，是陳櫟的門人倪士毅又將二書合而為一，加以刪正，名為《四書輯釋》。而《四書輯釋》即是明代官方編纂的《四書大全》依據的底本。
《四書大全》成為明代讀書人參加科舉的指定考試用書，影響巨大。自《四書大全》一出，朱子學定於一尊的學術態勢，已然抵定。
然而此書卻受到明末清初絕大部分學者的猛烈抨擊，如顧炎武就給了此書「上欺朝廷，下誑士子」八個字的負面評語。然而尊奉程朱的陸隴其，在評論《四書大全》時，則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儘管編纂群中，並無大儒學者，難免因此而有繁冗遺漏的缺點。但高舉大義，非程朱學術不取，則是學者治學該有的準繩。」他甚至認為編纂《四書大全》、《五經大全》是明成祖最好的政治舉措。
由於朱子的《四書集注》，偶有問答未及審核者或是考證未及追改者，加上還有門人各自記錄潤色增減，以致失其本真的情況。即使是朱子的《四書或問》與《四書集注》之間，相牴觸亦有九處。
因此，陸隴其重新的檢視胡廣所編之《四書大全》，將書中重複冗雜之語刪除，並刊正當中錯漏疏謬之處。同時廣採明代蔡清《蒙引》、林希元《存疑》與陳琛《淺說》的注解，並存增益。
本書初稿寫於康熙二十年(1681)，書成後陸隴其寫下《自序》置于書前，自言此書仍屬未定本。到他晚年輯纂《困勉錄》時，曾引此書以資參考，過程中，他以朱筆批次點校，乃成定本，只是仍未及重新寫《序》。今所見《三魚堂四書大全》共有四十卷，序先書後。 關於朱子的「改經」問題，尊崇朱子的陸隴其，也在書中提出辯解。
在〈大學問答〉中，討論「聖賢著說的經典是否可容後儒更動？」此一命題。陸隴其舉《春秋》為例，說到書中雖有許多缺漏的斷垣殘章，然而卻如實的錄於《春秋》，不曾增損。這就是一種「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的正確態度。那麼，宋代諸儒對經典，多有刪訂，如二程改《大學》、朱熹作《孝經刊誤》等。何以孔子不敢刪《魯史》，而程朱卻敢改易《大學》、《孝經》？
陸隴其在書中，從兩種思考角度來加以疏通。其一，經與史是兩個不同的範疇。《春秋》、《魯史》的本質為史書，據實如本的紀錄是必要的。但是，《大學》、《孝經》則是講理之書，單就論理而言，可以容許類推。「傳疑」或「更定」，都是合理的。其二，細查朱子文本，會發現他在作勘誤的同時，依然儘可能的將注解標明交代。這充分顯示，朱子謹慎而謙遜的，把握了不逾越聖人的份際。
陸隴其認為，經過程朱考訂之後的《大學》，愈發能夠闡發原先的意旨，就像是由天地間自然造化而成的產物，完全合乎於天理的說法，也提供了後世可以引徵閱讀的良好版本。陸隴其甚至認為，孔孟之道至朱熹而大明。強調“居敬窮理”，以儒學指道世人心。他從朱熹“人人各有一太極”的命題出發，論證此說“不在乎明天地之太極”，而“在乎明人身之太極”，即藉以闡明封建的倫常道德是所謂天理。
客觀來說，陸隴其在學術上，並未有足以垂教後世、典範流張的著作。他能成為清代第一個從祀孔廟的學者，主要是因為他的學術影響而非學術成就。《三魚堂四書集注大全》，可說是清初「尊朱辟王」路線，由張履祥、呂留良到陸隴其，學術思想集大成的產物。在學術史上的價值，較之此書的學術成就有著更大的意義。
撰稿人：李慈恩
作者簡介
陸隴其(1630~1692)，原名龍其，字稼書，浙江平湖人。生於明崇禎三年，卒於清康熙三十一年，享年六十三歲。是清初理學家。
陸隴其是康熙九年(1670)的進士，當時他已四十歲了，獲任命為直隸靈壽縣知縣。康熙十四年(1675)擔任嘉定（今屬上海）知縣，官聲很好。康熙二十二年(1683)，當時的都察院左都禦史魏象樞，以「天下第一清廉」為由，薦舉陸隴其補轉知靈壽(今河北)，為官以清正廉潔而著稱。
陸隴其生性恬淡清高，不為名利所拘，上任後，極力的興利除害，更希望能夠透過教化，移風易俗。他的方式是「以德化民」。《清史稿》中有過兩例。一是母子，一是手足。陸隴其都沒有使用法律的規範來責罰理虧的一方。而是透過諄諄告誡與身教示範，讓雙方真心悔改並和好。
但也由於他不與貪官汙吏合流，因而屢屢遭人迫害、排擠，也幾次被罷官。他幾次離任，百姓都是含淚相送，在路旁呼喊「還我父母」，可見其為人。直到現在，嘉定地方上的土地廟，供奉的土地公，仍是陸隴其。在清儒中，陸隴其是第一位配祀孔廟的學者。明清之際，這批目睹政權交替的學者，回頭省思亡國成因時，多將矛頭指向盛行逾百年的王學，並冠以「束書不觀，游談無根」的譏評。理學家張履祥，被認為是「清儒中辟王學的第一個人」。他的尊朱辟王思想，通過呂留良而影響了陸隴其。
根據《陸隴其年譜》記載，四十歲前後，陸隴其仍在朱王學術間徘徊，直到他結識呂留良，並受呂氏的學術影響，方才成為朱學篤信者。通過呂留良，陸隴其接觸到張履祥的「尊朱辟王」思想。康熙二十六年(1687) 四月，陸隴其偶然見到張履祥的《備忘錄》一冊，評曰：「篤實正大，足救俗學之弊。」此後，陸隴其堅定的，接續著張履祥與呂留良的「尊朱辟王」思想，並將此風潮推到極致。
相較於張、呂二人，陸隴奇的思想激切許多。在陸隴其的價值觀裡，學術是否可稱為「正學」，唯一的標準就是是否尊崇朱熹。他認為，明朝所以亡，不因張獻忠、李自成等人起兵，也不因東林黨、閹黨爭鬥內耗，而是亡於敗壞的學術。他認為，正是因為學術敗壞，才導致了民變與黨爭。在陸隴其看來，只有辨明儒道正統，回歸道統，尊程朱而黜陽明，國家才可能強盛。
這是陸隴奇對前人的論斷。而對當時學人，他更是直言不諱，「近來南方有一黃梨洲(宗羲)，北方有一孫鍾元(奇逢)，皆是君子。然天下學者，多被他教得不清不楚。」被清朝政府多次徵召的黃、孫兩位學者，卻因為沒有尊朱辟王，而被陸隴其如此批評。
陸隴其奉程朱為儒學正宗，認為孔孟之道至朱熹而大明。強調“居敬窮理”，以儒學指道世人心。他從朱熹“人人各有一太極”的命題出發，論證此說“不在乎明天地之太極”，而“在乎明人身之太極”，即藉以闡明封建的倫常道德是所謂天理。
雖然官位不高，但他崇朱的治學態度，與清朝政府高舉朱子學的政策，彼此相合。又因官聲好，頗受敬重。在陸隴奇的鼓吹疾呼之下，清初「尊朱辟王」的思潮，達到高峰。康熙皇帝也頗賞識他。被譽為「本朝理學儒臣第一」。與陸世儀並稱「二陸」。也曾與王學名臣湯斌進行論辯，力陳王學之弊。客觀來說，陸隴其在學術上，並未有足以垂教後世、典範流張的著作。他能成為清代第一個從祀孔廟的學者，主要是因為他的學術影響而非學術成就。
陸隴其主要的學術活動有撰寫、修訂、刊行辟王之書，以及進行學術論辯。撰有《學術辨》、《松陽講義》等大量批判王學的著作,在當時影響頗廣。他還修訂陳建的《學蔀通辨》,並與張烈的《王學質疑》一起刊行。雍正二年(1724)，陸隴其入祠曲阜孔廟。乾隆元年(1736)追諡清獻，加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除了上數辟王之書以外，陸隴其另注有《困勉錄》、《讀書志疑》、《三魚堂文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