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從戰國晚期就位列六經之中，是記載古代公文的典籍，分虞夏書、商書與周書三部分，各部分中又各有典、謨、訓、誥、誓、命體的公文，根據體之不同，可以約略推測出各篇之內容，典即是古代帝王之書，即三墳五典；謨則記君臣謀議之言；訓為臣下順說主上之辭；誥是在上者昭告在下者的公文；誓為警示大眾並自誓之辭；命則是任命並勉勵臣下的公文。　　而關於今、古文尚書的分別，其實漢代是沒有「今文尚書」這個名字的，此名稱相對於漢武帝末年出土的《古文尚書》才如此稱呼，而不論是漢代以隸書寫定並立學官由伏生講授的《今文尚書》二十九篇，還是漢代出土由蝌蚪文寫成的《古文尚書》，都並非閻若璩考證為偽書的古文尚書，閻若璩所證明為偽書的，是東晉時梅ㄗㄜˊ﹔ze賾獻上朝廷的《古文尚書》五十八篇，這當中錄有伏生的二十九篇書，全書內容有真有偽，而託名孔安國的傳則全是偽作，唐代人辯證不清，還為《古文尚書》作正義，自此風行於世，宋人吳棫與朱熹曾懷疑它是偽書，但直到清代閻若璩作《古文尚書疏證》，這才確定為《偽古文尚書》。　　閻若璩之作《古文尚書疏證》一書，不只要歸功於他讀書治學的立場與認真，其實也和當時的學風有所關連，他本身的學術立場是「尊漢薄宋」，認為沒有以「訓詁」做為治學基礎的宋學，是一種寡陋之學。強調治學必須要博古通今，勤於考證。力求經、史鎔鑄貫通。對古書中有所懷疑的篇章，要以精謹審嚴的訓詁當作方法，確實考證。像他這樣清初乾嘉學派的學者在治學時均背棄了宋明以來主觀乃至於架空的心性之學，而傾向於重視客觀的考察，可說是排斥理論，提倡實踐的時期，隨著這種學風引領，考證之學興盛了起來，閻若璩就是在這種氛圍之下，以懷疑的精神面對歷史上流傳下來的經籍、經注、經說問難，認為其中「不無錯誤處」。才以探索經籍的本來面目、辨偽存真的目的出發，進一步完成了《古文尚書疏證》。　　此書共八卷，專以實證擊破《偽古文尚書》與《偽孔安國傳》的牽強附會與各種曲解，共舉一百二十八條為證，其重要的條目如：「言古文武成見劉歆三統曆今異」、「言泰誓有族誅之刑為誤本荀子」、「言周官從漢百官公卿表來不合周禮」、「言偽作者依書序撰太甲事不合孟子」、「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危純出荀子所引道經」、「言安國傳三江入震澤之非」與「言安國傳不甚通官制」等等，都以清楚的說明作了精當的辯證，可惜今傳《古文尚書疏證》只有九十九條，其餘「有目無文」者十二條、「目文全缺」者十七條。黃宗羲看過此書後，大加讚賞。還親自為此書寫序。而他所運用的本證、旁證、實證、虛證、理證的考據方法，更是為考據辨偽學創立了通例。閻若璩的《古文尚書疏證》可以說是清代考據學的一面旗幟。在他與顧炎武的努力之下，開創了清代樸學的風氣，也就是後來的乾嘉考據學派。儘管《古文尚書疏證》寫於清初，但提及有清一代的《尚書》學，除孫星衍《尚書今古文疏證》勉強可與本書相提並論之外，嚴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被後世評為清代《尚書》學最有價值的一本著作。

撰稿人：李慈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