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曹操的薰陶下，曹丕年少時便學習詩、論，對五經、四部（經、史、子、集）、《史記》、《漢書》、諸子百家諸書，而且，沒有不閱覽完畢的！其中，他尤其喜愛文學，以自己為核心，組成鄴下文人集團，對建安文壇的興起，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曹丕文學創作上的主要成，就是詩歌，多屬於樂府歌辭。今天最著名的，就是他的七言詩〈燕歌行〉；而最為人所稱道的理論著作，就是《典論》。

這部曹丕仍為太子、尚未稱帝時（196-220）寫就的《典論》，是一本結合政治、社會、道德、文學等各類專論，集結合編而成的論文集。書寫《典論》的原因，內在上，根源於作者自身對死亡的哀懼，與對永恆的追求，企圖藉此於外在，得以穩固個人的政治前途。但如今，全書已散佚，唯僅能從殘留篇章中，見其書涵括內容的廣泛，多總結前代統治者、諸領域等歷史教訓言論，而在其中的〈論文〉，就正是曹丕析論中國古代文學的批評之作。

〈論文〉全文僅七百多字，提出「審己度人」的文學批評原則、「文以氣主」的文學創作原理，以及文學所應具備的功能、價值等。首先，在文學批評上，指出文章本非只有一個文類。不同作者，各自會有自己所擅長的面向，因此，只看到自己長處、忽略自身短處的文人相輕陋習，以及一昧「貴遠賤近」的推崇古人、輕視今人的觀點，都是進行文章評論上的偏見。在文學創作上，提出了「文以氣為主」說法，當屬曹丕為史上第一人。此文氣論，源自漢代盛行的「元氣論」，認為作者之氣，決定了作品的文氣。實際上，就是指作家性格與作品風格二者間，相互指涉、交融的問題；而此，也成為中國古代文章風格論的濫觴。至於文體方面，其言道：「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可見其明白指出，自兩漢以來，文學已有極大發展，由六藝、諸子之學中，析分而出，且表述體式繁多。曹丕在這裡，劃定了後世所謂「文學」的廣義範圍，亦可說是對傳統儒家文論觀點的巨大突破。

此外，他一改漢儒「鄙薄辭賦」的態度，曹丕從個人得以名垂不朽的角度：「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論證文學的意義，稱文學不應僅僅著眼於傳統的政教功能，而是更宏觀地成就了一個新價值觀的標準。《典論．論文》簡短輕薄，論述精簡，故稍嫌不夠周延，但在文學上，大規模的提出新的觀點、標準與內容，劃時代的標舉了「文學自覺」的即將來臨，其在歷史的意義上，當代無人能及。

撰稿人：陳讚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