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攀龍，初字雲從，後改存之，號景逸，學者稱景逸先生，常州無錫(今江蘇無錫)人。生於明世宗嘉靖四十一年(西元一五六二年)，卒於明熹宗天啟六年 (西元一六二六年)，年六十五。崇禎二年，賜諡忠憲。
　　攀龍的父親靜成公有七個兒子，他排行第二，很小便過繼給叔父靜逸公當養子。自幼善讀書、工文章，舉止如成人般端正有禮，比如養母拿水果糕餅給他時，他一定很恭敬地拱手去接，就算讓他自取，態度也是一樣。而根據攀龍自述為學歷程中提到，他二十五歲時聽李復陽、顧憲成講學，深受啟發，開始有志於聖學。但起初對於成聖之道，不太能掌握。後來看到《大學或問》中朱子說「入道之要莫如敬」，便以此為用功處，努力收歛精神，保持嚴肅莊敬。可是這樣做的結果，只覺得氣鬱身拘，整個人都不自在，但若一有鬆懈，人又變得很散漫。對此情況，攀龍也頗感無奈。直到又過了一陣子，忽然想到程子說「心要在腔子裏」，然又不知腔子指什麼？後來於小學中見到解釋說：「腔子猶言身子耳。」才領悟到原來心不該只侷限在方寸之地，全身都是心之所在、都是心之表現，頓時覺得輕鬆快活起來。剛好這時江右羅懋忠來講李見羅「修身為本」之學，正合於自己所體會的道理，因此攀龍感到非常高興，並更加確信自己所悟不差。自此就只用心在修身工夫上，並一步步深化。從攀龍為學過程中，除了可看到他的用功之外，更看出他是很真誠地面對學問這件事，絕不茍且放過。
　　萬曆十七年，攀龍二十八歲，登進士第，依例拜在當時考官趙南星門下。這年，恰逢養父過世，返家守喪，並在家中讀《禮》讀《易》。至服喪期滿，才進京謁選，授行人司行人。初仕時，四川僉事張世則上疏詆毀程朱之學，欲以己所著《大學古本初義》施行天下，攀龍立刻上書反駁，以為應崇正學、闢異說以正人心，而程朱之學即是正學。後又因朝中賢人相繼被罷絀，上書彈劾首輔王錫爵表面開誠布公，暗地卻循私逐賢，而被貶為廣東揭陽添註典史。自赴任廣東起至乞差歸鄉，約半年的時間，攀龍有許多交友論學的機會，這對他的學問修養有極大的啟發與提升。攀龍返鄉後，一方面繼續讀書靜坐以進學修身，故對於孟子所言之「性善」、程子所言「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以及《大學》《中庸》之旨等，都能有更深刻的體會；一方面也和顧憲成等人重修宋朝楊龜山講學的東林書院，並於其中講學。每月會講三日，遠近參與講會者有數百人，談的都是維繫世道、導正學風的是非道理，此外，攀龍也常以讀書、靜坐之法來教導學生。
　　天啟年間，攀龍再被起為光祿寺丞，這時攀龍在野已二十多年，後歷任光祿寺少卿、太常寺少卿、大理寺少卿、太僕卿、刑部右侍郎、左都御史等職。這段期間，攀龍持守正道，常彈劾糾舉權臣，特別是對於當時朝中爭論不已的梃擊、紅丸、移宮三案，攀龍更直言無諱、據理力爭。後來宦官魏忠賢亂政，朝中賢臣相繼罷職，攀龍亦被免職，最後還被削籍為民，東林書院也被毀。天啟六年，魏忠賢誣指攀龍等七君子吞沒贓款，朝廷下令捉拿，攀龍在緹騎到來之前，寫下兩封書信後，自沉於水。兩封信中，一封是上疏的信，內容提到雖被削奪官職，但畢竟曾一朝為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選擇效法屈原的精神。由此可見攀龍一心捍衛自身的尊嚴、國家的尊嚴；另一封則是寫給友人，信中說「一生學力，到此亦得少力。心如太虛，本無生死，何幻質之足戀乎！」從中可知攀龍是用生命來實踐自己的學問，心中只見道義而不見生死。
　　攀龍著有《高子遺書》、《周易易簡說》、《周易孔義》、《春秋孔義》、《二程節錄》、《朱子節要》、《張子正蒙註》等書。攀龍早年讀書便有志於程朱之學，對於明初朱學後勁薛瑄也很欣賞，而從其為學經歷中，也常見他以程朱所主張的「誠敬」、「半日讀書，半日靜坐」等工夫來修養，再加上和顧憲成一樣不滿當時王學「現成良知」、「無善無惡」等說，所以一般多認為攀龍的學術性格是較傾向朱學，但事實上他亦有自身的體悟與發展。如黃宗羲便指出，攀龍所言格物與程朱說法不同，關鍵就在於程朱所言心理為二，存心窮理須並進，但攀龍言「反求諸身，是真能格物者也」，如此則是知理不在外而在吾心。若依黃宗羲之說，則攀龍思想亦有吸收王學處，但攀龍以為王學之弊往往「任心而廢學」、「任空而廢行」，故攀龍十分強調格物窮理以及讀書，認為唯有透過此下學工夫，方能將心的意義表現出來，所謂「未窮之心，不可謂理」、「不做工夫，皆假本體也」。此外，攀龍也非常重視靜坐，以為靜坐可收拾浮蕩精神，有助於見性。
　　有關攀龍的影響，除了與顧憲成共同主持東林書院所產生的針砭時政、教化人心之功外，在學術思想上，攀龍融會朱王，重視為學須力行、致用的精神，也深深影響明末清初的一些學者。但最重要的，攀龍樹立了一個高潔的人格典範，給後人極大的感召。攀龍曾說自己「平生恥心最重」，這種是非好惡之心自然地就會要求自己言所當言、行所當行，因此攀龍不論在朝為官或在野讀書講學，都能順著這樣的心而見義必為，故《明史》言其「操履篤實，粹然一出於正，為一時儒者之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