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江聶先生文集
內容介紹
《雙江聶先生文集》十四卷,是由聶豹的從子、禮部郎中聶靜所編輯而成,其中包含奏疏、序跋、記文、銘文、表文、祭文、書信、雜著等,全都依照體例分類編纂成集。以下概述其篇卷安排:卷之一、「奏疏一」;卷之二、「奏疏二」;卷之三、「序一」;卷之四、「序二」;卷之五、「記」;卷之六、「銘」;卷之七、「傳、碑、表、引、祭文」;卷之八、「書一」;卷之九、「書二」;卷之十、「書三」;卷之十一、「書四」;卷之十二,沒有明確標目,不過內容包含賦、操、四言古詩、三五七言古詩、五言古詩、五言律詩、五言排律、五言絕句、七言古詩、七言律詩、七言絕句、詞、辭;卷之十三、「雜著一」;卷之十三、「雜著二」。但此文稿的收集,還有沒有收錄的若干種。如《巡閩稿》、《大學古本臆說》一卷、《知晉稿》、《被逮稿》(此稿作於獄中)、《白沙緒言》、《良知辨》、《質疑存稿》、《勘事參語》。這些文稿似乎已經遺失,不過是在聶靜收錄前就已經遺失,還是因為未收錄所導致的遺失,目前不可得知。
聶豹思想的宗旨為「歸寂」。所謂的「寂」,是就寂體而言,因此不可視之為心的暫時的寂靜狀態。而所謂「歸寂」,也就是使幢幢往來、意念紛擾的心返歸於湛然澄澈、空無一物,但又無物不照的本來面目。因此,歸寂才能通感,有歸寂工夫,才能更好的照察、反映外物。但歸寂首要工夫為何?聶豹認為唯有先體認到心體本寂才行,且當體認至此,才能由寂通感,由體見用。聶豹並由此批評陽明弟子只說一見在良知之不足,並認為自己的歸寂說乃是上承王守仁「良知即是未發之中」一語而來。但聶豹此說也同樣引起王守仁弟子的不滿,不僅浙中王門學者不同意,連同為王門江右的鄒守益、歐陽德、陳九川也頗有疑難。但無論如何,聶豹的「歸寂」說確實也影響到黃洛村、劉兩峯、劉師泉等王守仁的及門弟子(這些人也都是江右派的代表人物),因此提到王學分派之一「江右派」(王學分派最重要有三:浙中派、泰州派、江右派),就不可不提及聶豹的學說。
《雙江聶先生文集》十四卷是研究聶豹思想的重要文獻,目前已有標點本問世——吳可為編校整理:《聶豹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若要了解聶豹「歸寂」說的形成與內容,最好的材料便是他與陽明弟子間論學的書信。另外,關於聶豹與王守仁思想間的關係,也可透過王守仁與聶豹之間的書信往返,以尋得其中的關聯。畢竟,聶豹只拜會過王守仁一次,之後的問學都是通過書信而得,因此若要正確的了解聶豹的思想與王守仁學問之間的關係,書信的解讀將是最重要的憑藉。另外,《雙江聶先生文集》第十四卷「雜著二」所收係《困辨錄》,而《困辨錄》是聶豹在獄中所寫的三部書之一,且是他唯一的一部哲學專著。也可以說,《困辨錄》的撰述表明了聶豹思想的最終形成。因此,對於想了解聶豹思想的人來說,《困辨錄》是重要的文獻依據。
撰稿人:許惠敏
作者簡介
聶豹,字文蔚,號雙江,晚年又號白水老農、東皋居士,江西永豐人(今江西吉安)也。生於明憲宗成化二十三年(1487),卒於世宗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七十七。明正德十二年(1517)進士,官至兵部尚書。與王守仁見過一面(1526),但並未稱弟子。直到王守仁去逝若干年後,聶豹才在王守仁的弟子錢德洪、王畿的見證下,拜王守仁為師。關於聶豹與王守仁思想的關係,黃宗羲在〈江右王門學案二〉中謂:「陽明自江右以後,始拈良知。其在南中,以默坐澄心為學的,收斂為主,發散是不得已。有未發之中,始能有中節之和,其後學者有喜靜厭動之弊,故以致良知救之。而曰『良知是未發之中』,則猶之乎前說也。先生亦何背乎師門?乃當時群起而難之哉!」但《明史》卷202聶豹本傳卻云:「豹初好王守仁良知之說,與辨難,心益服。後聞守仁歿,為位哭,以弟子自處。及繫獄,著《困辨錄》,於王守仁說頗有異同。」顯然認為二人思想不盡相同。當然,關於這問題的探討,目前學術界都還在討論中,還沒有一個明確的定案。著作有《雙江聶先生文集》十四卷和《困辨錄》。
聶豹早年家境貧窮,但仍努力為學,正德十一年中江西鄉試,次年中進士。歷任華亭知縣、福建道監察御史、蘇州知府、平陽知府、陝西按察司副史、右僉都御史、兵部右侍郎、兵部尚書,以累功加太子少保、太子少傅、太子太保。隆慶初,贈少保,諡貞襄。聶豹一生為官,頗有清名,據〈雙江聶公行狀〉記載:「辛酉之冬,忽遘痰疾,自此精神恍惚不寧。又明年癸亥十一月,前疾大作。……初四日未刻,遂卒。享年七十有七。屬纊之日,家無餘錢,至不能具賓客。」他在府縣為官,則以安民為主,改革弊端,懲奸罰惡。因此,他所到之處,多有貪吏墨役聞其風而解印授去者。在政事之餘,他則興建學校,鼓勵善良風俗,獎掖後進,培養人才。當他成為御史時,則能毫無畏懼的彈劾人所不敢彈劾者,言說人所不敢言說者,因此他剛正不阿的美名也由此興起。但也因為他性情耿介,所以在仕途上並不順遂,甚至蒙受誣陷而遭遇牢獄之災。據黃宗羲〈江右王門學案二〉記載:「(聶豹)陞陝西按察司副使,為輔臣夏貴溪所惡,罷歸。尋復逮之,先生方與學人講《中庸》,校突至,械繫之。先生繫畢,復與學人終前說而去。既入詔獄,而貴溪亦至,先生無怨色。貴溪大慚。踰年得出。」晚年,聶豹擔任兵部尚書,儘管軍事紛擾於前,仍能運籌帷幄,處置得宜,不但對抗了北方的強虜,又能平息南方的倭亂,安撫湖湘川貴的苗族,並由此累建奇功。從聶豹這些事蹟,可以見出他在政治上、軍事上的長才。
聶豹在政治、軍事上的表現,確實同於他的老師王守仁一樣令人稱頌,但就實際以師徒關係而論,聶豹究竟受王守仁思想影響多少,或承繼王守仁思想為何,這裡一向有爭論。甚至,聶豹是在王守仁死後,在王守仁的弟子錢德洪、王畿的見證下才拜王守仁為師,因此這一層師徒關係的建立是否具有有效性,也是有疑義的。但推其問題點,聶豹這樣的舉措之所以造成影響或爭議,最大的原因在於他的學說,在王守仁的弟子中引發了迴響,且相對於這些迴響,同時也引起了王守仁其他弟子的批評與論難。這是我們在關注聶豹與王守仁的關係不得不重視的問題。但對此問題,於此暫不申述,只就聶豹與王守仁的書信往返與會面作一簡要的說明,以供讀者一個線索去思考。嘉靖五年(1526),聶豹四十歲。是年,他親自拜會王守仁,並且與王守仁討論良知學。在與王守仁論學過程中,聶豹體會到「聖人為必可至」的道理。後來,聶豹便以書信方式向王守仁問學,而王守仁也因感於聶豹的「任道之勇」,亦以書信回之。自此至嘉靖七年,聶豹都有書信寄與王守仁,並與他論學。其中,聶豹曾寫信告訴王守仁,認為他「接人太濫」。王守仁則回答他說:「吾之講學,非以蘄人之信己也,行吾不得已之心耳。若畏人之不信,必擇人而與之,是自喪其心也。」而聶豹為之惕然。在王守仁征思、田期間,聶豹曾致書問「勿忘勿助之功」,而王守仁則回信說:「此間只說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專言勿忘勿助,是空鍋而爨也。」陽明去逝時,聶豹感嘆的說:「昔之未稱門生者,冀再見耳,今不可得矣。」於是自此稱自己為王守仁的門人,並以王守仁的弟子為證。
聶豹的為學宗旨在於「歸寂」二字。黃宗羲在〈江右王門學案二〉對聶豹思想的形成有這樣一段記載:「先生之學,獄中閒久靜極,忽見此心真體,光明瑩徹,萬物皆備。乃喜曰:『此未發之中也,守是不失,天下之理皆從此出矣。』及出,與來學立靜坐法,使之歸寂以通感,執體以應用。」而《明史》聶豹本傳也是承著黃宗羲的說法而來。當然就今日的考證,在1542年聶豹的「歸寂」思想已經可以說宣告完成,並且開始與陽明諸弟子展開辯論,也因此距離他入獄(1547)時間又隔了五年之久。但無論如何,從黃宗羲的記載裡也可以表現出聶豹「歸寂」說的特點。聶豹所謂的「寂」,是就寂體而言,因此不可視之為心的暫時的寂靜狀態。而所謂「歸寂」,也就是使幢幢往來、意念紛擾的心返歸於湛然澄澈、空無一物,但又無物不照的本來面目。因此,歸寂才能通感,有歸寂工夫,才能更好的照察、反映外物。但歸寂首要工夫為何?聶豹認為唯有先體認到心體本寂才行,且當體認至此,才能由寂通感,由體見用。聶豹並由此批評王守仁弟子只說一見在良知之不足,並認為自己的歸寂之說乃上承王守仁「良知即是未發之中」一語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