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憲成，字叔時，號涇陽，學者稱涇陽先生，常州無錫(今江蘇無錫)人。生於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西元一五五○年)，卒於明神宗萬曆四十年(西元一六一二年)，年六十三。崇禎二年，賜諡端文。
　　憲成父親名學，號南野，十分注重憲成的學習。憲成十歲，讀韓愈〈諱辯〉一文，於是也開始避諱父名，遇到不可避者，常常就覺得悶悶不樂。父親便跟他說：我的名字名學，你避諱學字，就是忘學；你既然忘學，就等於忘我。聽此，憲成才得以寬解。此外，南野公對於為兒子選擇老師這事，也很謹慎。憲成年十五、六歲，便依父命，跟著張原洛讀書。張原洛教書時常不拘泥傳註解釋，而根據其所自得處來發揮，憲成聽之也多有領會。比如講授《孟子》至「養心莫善於寡欲」，憲成則認為「寡欲莫善於養心」，指出「養心」才是工夫關鍵處。後來張原洛以為憲成之資質不該只是停留在一般舉子業的學習，便帶他去見薛方山，方山見之大喜，並授以《考亭淵源錄》一書，說道：「洙泗以下，姚江以上，萃於是矣。」由於當時王學遍佈天下，產生了不少流弊，《考亭淵源錄》主要是表彰朱學的精神，所以方山此舉，等於是期許憲成能復興朱學精神，一改學術風氣。爾後，憲成也的確走上了這樣的道路。
　　萬曆四年，憲成二十七歲，舉鄉試第一。三十一歲，登進士第，授戶部主事。後歷任吏部主事、驗封司主事、桂陽州判官、處州推官、泉州推官、考功司主事、驗封司員外郎、文選郎中等職。期間曾遭貶謫，甚至後來還被削籍為民。這主要是因為當時朝中風氣不振，大臣往往對上阿諛奉承、對外排除異己，特別是內閣專權，造成所謂「內閣逐吏部」的情況。憲成身處其中，總和而不同，堅守原則，常常直言上奏，也就不免招致排擠、斥逐。比如張居正曾一度掌握朝廷大權，他後來生病時，百官還為他齋醮祈福，同僚代替憲成署名，憲成聽說此事，立刻跑去把名字塗去，由此可知其不趨炎附勢的態度。另外，對於神宗不合體制，欲將元子與二弟並封為王，以及內閣一味庇護己私，不推用賢人等事，憲成也總是極力上書勸諫，也可看出其嚴守君子小人、公私義利的分別。
　　憲成被免官回鄉後，開始築書舍講學。後又與高攀龍等人重修宋朝楊龜山講學故地東林書院，大會四方之士。憲成曾言：「官輦轂，念頭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頭不在百姓上；至於水間林下，三三兩兩，相與講求性命，切磨德義，念頭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齒也。」也就是強調君子所學所念，實不可脫離家國天下。因此憲成在講會中，除了非常重視下學上達，認為須把道理落實在具體的生活中之外，也時常議論朝政，特別是在所謂用君子、去小人的問題上，因而形成一股東林清議之風，憲成在當時也獲得極高聲望。只是，原本憲成此舉是在關心國事，希望掌政者能聽其建言而有所改善，但卻也對朝中人物造成壓力，甚至蒙上結黨干政的罪名。憲成死後，到了熹宗時，把持朝政的魏忠賢便對東林黨人極力打壓，多人遭到貶逐迫害，連憲成也被削奪追贈的官職，到了崇禎時才恢復其官誥。
　　憲成著有《顧端文公遺書》、《涇臯藏稿》等書，由於他十分重視實踐的精神，因此在著作中，時常對當時王學所言良知自是現成、工夫亦是不假修證之說有所反省。按理說，良知本人人固有，要呈現就可以呈現，而道德實踐至純熟之境，也的確是自然而然，無一絲刻意造作，所以王學這些言論並非有誤。只是後學者容易趨易避難，往往抓住這些話頭，便自以為可成聖賢，卻欠缺實地工夫，造成學風大壞。而追根究底，憲成以為陽明「無善無惡」一語就是誤導人心的關鍵所在，因小人往往以此為藉口，將仁義禮法視為桎梏，任情隨俗反變成圓融。所以憲成力辨「無善無惡」而主張「性善」，並強調以此性作主來管束心，使心不至於肆無忌憚。同時在工夫上，也認為不能只偏說「不慮不學」、「不思不勉」、「不須防檢，不須窮索」這種自然高妙之論，更應在現實生活中身體力行才是。
　　雖然憲成在學術上也因王學流弊而提出自己的一番言論，但一般來說，後世對其評價的重點，還是多放在其人格操守和在東林講學所產生的影響。比如《涇臯藏稿》的提要中便說：「憲成持身端潔，立朝大節多有可觀，且恬於名利，論說亦頗醇正，未嘗挾私見以亂是非，究不愧於儒者。」孫夏峰《理學宗傳》亦言：「自熹廟之季以訖國變，東林忠節輩出而不減東京風俗之美者，實憲成所風勵居多也。」憲成曾寫過一幅有名的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從中充分表現出讀書人該有的態度與責任，現今社會中的知識分子也應以此來自我期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