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是中國最古老的史書。古代的學者之所以稱之為《尚書》，其實就是點出它是「上古史書」的意思。現在雖然經過今人的考證，得知《尚書》有多數篇章文句，晚至春秋或戰國時才完全定型下來，但它作為以夏、商、周三代政事為中心而記述的史料，不管是對史學、文學、經學、小學等各領域的研究，或者是就呈顯周初人文精神躍動的思想意義來說，《尚書》都是我們相當寶貴的文獻材料。

就算是遠在孔子以《詩經》、《尚書》作為推廣平民教育的教科書之前，古時候的知識分子對《尚書》就常有所稱述。甚至下及春秋戰國，諸子百家在著書立說時，亦常對《尚書》的文句進行徵引，以求加強其論述的權威性。只是，《尚書》的傳習，在秦始皇執政晚期時遭受了一次嚴重的打擊。這是因為，秦始皇對儒生對他的施政指謫漸漸感到不耐煩，所以秦始皇接受丞相李斯的建議，下令「焚書坑儒」，並禁止這些經典的持有與傳習。結果直到三十多年後，當漢文帝想徵求通曉《尚書》的讀書人時，竟只剩一位曾為秦朝博士的九十多歲老先生――伏生，因為在牆壁中藏有《尚書》，所以尚能在秦亡漢興後，重新在齊、魯之間（現在的山東省一帶）教授《尚書》。因此，文帝就派晁錯去訪問伏生，遂整理出二十九篇以隸書寫定的《尚書》。這就是所謂的「今文《尚書》」。不過到了漢景帝時，魯恭王為了擴大他的宮室，本想拆毀孔子老家。沒想到卻從毀壞的牆壁中，又取出以戰國文字抄寫的《尚書》、百篇《書》序和《禮記》等古書。所以後來對於這個比二十九篇的「今文《尚書》」又多出十六篇文字的本子，就是所謂的「古文《尚書》」。

由於今文《尚書》早從西漢初時就正式被朝廷承認，而立於學官，所以學習今文《尚書》的儒者甚多。然而，相較於今文《尚書》學者的興盛，古文《尚書》不僅學習的人少，其立於學官亦晚。終於在西晉永嘉之亂後，古文《尚書》可以說是就此亡佚了。不過，現在我們所看到的《尚書》，卻仍有五十八篇。因為這個自隋、唐以來所通行的《尚書》，是由東晉元帝時的梅ㄗㄜˊ﹔ze賾（「賾」音同「則」）所上呈朝廷的版本。梅賾以西漢古文《尚書》學者孔安國所作的《傳》為名義，獻上這五十八篇古文《尚書》。已經亡佚掉的古書再次面世，那可真是彌足珍貴了。所以梅賾本《尚書》在唐初孔穎達引為其編修《尚書正義》的經文、傳文底本，並以《五經正義》的名義頒行天下後，作為科舉考試範本的梅賾本《尚書》，雖然這個科考範本的地位，在元代時為朱子學生蔡沈所撰作的《書集傳》取代，但無論如何，《尚書正義》始終為千百年來讀書人所必讀之書。

然而，後來的讀書人漸漸發現一個問題。那就是不知為何，梅賾本《尚書》中，相較於二十五篇古文《尚書》之易讀易解，三十三篇今文《尚書》的字辭文義反而都十分古奧，實在難以諷誦閱讀。這個奇怪的現象，以宋儒吳棫（音「育」）、朱子和元儒吳澄為代表的多位學者都曾經提起過。但使人意外的是，之所以導致《尚書》今文難、古文易的真正原因，竟然是出於，這二十五篇古文《尚書》其實都是梅賾依據先秦典籍文句所變造成篇的緣故！後來對這變造成篇的梅賾本《尚書》，一般皆通稱之為「偽古文《尚書》」。而第一個舉證歷歷，使偽古文《尚書》之虛妄難以遁形的儒者，就是明代的梅鷟。

從事這種翻案辨偽的工作，必須提出十足且有力的證據，才能使人信服。所以梅鷟在《尚書考異》中，先辨明古人歷來對於《尚書》傳衍記載的得失，再分別對梅賾那二十五篇自稱為古文《尚書》的篇章，進行編連核對和字句來源等考察。最後，復因為梅鷟認定伏生所傳的今文《尚書》也受到晉人的刪改，梅鷟遂參照唐前古書，希望能恢復今文《尚書》、也就是先秦《尚書》的原貌。因此，透過梅鷟層層考證，這才將梅賾變造古文《尚書》的經過一一還原出來：原來梅賾是先分章解篇，將二十九篇的今文《尚書》析成三十三篇，又依照百篇《書》序的篇目，采掇《左傳》、《孟子》等先秦未見於今文《尚書》的引用文句，另行編出二十五篇文字，並自行為這五十八篇所謂的「經」文作「傳」。最後再宣稱，這是西漢孔安國作傳的古文《尚書》並上呈朝廷。其箇中緣由大抵如是。故時至今日，梅鷟既有的觀點和論證，經由清儒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惠棟《古文尚書考》和今儒屈萬里持續修正、補充後，除非將來有新的證據，能證明梅賾當年的確是依據某種「先秦古文《尚書》原本」而排比出這二十五篇的「古文《尚書》」的話，否則「梅賾變造《尚書》」的論斷，仍為不易之論。

梅鷟的著作本來不少，但大部分也都亡佚掉了。現存的梅鷟《尚書》相關著作中，只剩《尚書譜．序》和《尚書考異》還能得見。由這些文獻資料可知，梅鷟的撰述動機，是不忍聖經被後出的偽作所混淆，所以才上承吳澄的志向而完成考辨偽古文《尚書》的任務。至於在版本問題方面，由於梅鷟撰寫《尚書考異》，本來就沒有特意分卷。所以依據後來整理者的不同，有分為五卷（《四庫全書》本）和六卷（孫星衍《平津館叢書》本）兩個不同的版本。對古書來說，分卷有出入，並不足怪。但弔詭的是，這兩個版本的條目字句，卻都有所出入。這或許跟整理者所據以分卷的《尚書考異》為「稿本」或「定本」的差異有關。但一般來說，由於《平津館叢書》本的《尚書考異》經過藏書家顧廣圻、鈕樹玉的校勘，故應較為可信。

最後，對於《尚書》這部經典的基本認識和偽古文《尚書》各篇字句的出典，可以參照屈萬里《尚書集釋》（臺北市：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年）書前的〈概說〉（頁五-三一）以及該書附編三的〈偽古文尚書襲古簡注〉（頁307-328）。此外，若是對梅鷟本身生平、著作和《尚書考異》的辨偽方法、貢獻及缺失（如：疑古過甚）等專門研究有興趣者，則可參考林慶彰《明代考據學研究》（臺北市：台灣學生書局，1986年）的第四章「梅鷟」（頁131-170），和傅兆寬的《梅鷟辨偽略說及尚書考異證補》（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88年）。本條目的編寫亦參考上述這些著作而來。

撰稿人：江俊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