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習錄
內容介紹
《傳習錄》是一部集中反映王守仁（字伯安，學者稱為陽明先生，1472-1528）主要思想的作品。現存《王文成全書》中的《傳習錄》共分上、中、下三卷，上卷為弟子紀錄陽明講學內容的語錄；中卷則集結了陽明已刊刻的論學書信；下卷為門人所蒐錄的陽明遺言。此三卷分別有其成書過程，之後才合刻出版，成為現今《傳習錄》的樣貌。
上卷之成書，首先在正德七年（西元1512年），陽明為弟子徐愛講解《大學》義理，徐愛紀錄老師所言，編輯成為《傳習錄》一卷。正德十三年（西元1518年），門人薛侃得到徐愛之書，便加上自己和同窗陸澄所紀錄的講學內容各一卷，三者集結刊行，並沿用《傳習錄》一名。「傳習」一詞出自《論語‧學而》：「傳不習乎？」朱熹注解說：「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所以「傳習」就是從老師那裡接受學問，自己又加以溫習熟悉的意思。由薛侃刊刻的這三卷《傳習錄》，就是現今《傳習錄》的上卷。
中卷之成書，則是在嘉靖三年（西元1524年），浙江紹興府知府南大吉得到數篇已刊行的陽明論學書信，便將薛侃所刻的《傳習錄》（三卷）訂為上冊，自己蒐集所得輯為五卷，增訂為下冊，並命弟逢吉校正刊行，成為《續刻傳習錄》兩冊。之後錢德洪再度刊刻時，對下冊做了部分增錄改動，輯成現今《傳習錄》的中卷。
至於下卷之成書，起因於嘉靖七年（西元1528年）陽明去世，其弟子錢德洪、王畿至江西廣信奔喪，並訃告同門廣蒐陽明遺言，錢德洪採集若干門人的記錄，並加以去蕪存菁、刪訂檢別，命名為《傳習續錄》，此時約嘉靖三十三年（西元1554年）。嘉靖三十五年（西元1556年）錢德洪遊於湖北蘄春崇正書院，應沈寵的請求，又從逸稿中再選錄一卷。於是稍早的《傳習續錄》，加上增補之一卷，便成為現今《傳習錄》下卷。
嘉靖三十七年（西元1558年），胡宗憲首次將三卷合刻為一書，成為《傳習錄》上、中、下三卷本之原初型態；隆慶六年（西元1572年），御史新建謝謝廷傑彙刻《王文成全書》時，又稍加增補刪減，便成為現今所流傳的《傳習錄》。（《傳習錄》的成書過程與相關考證問題，可詳參錢明先生所作〈陽明全書成書經過考〉一文。）
由《傳習錄》可以一窺陽明與其弟子門人講論學問的風貌，並且從中見出陽明思想的發展與要義。《傳習錄》上卷所錄，主要是陽明龍場悟後較為早期的思想，其中有發明《大學》義理，如講「格物」之義：
「格物」……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無時無處不是存天理，即是窮理。
或如教人為學次第：
教人為學，不可執一偏：初學時心猿意馬，拴縛不定，其所思慮多是人欲一邊，故且教之靜坐、息思慮。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懸空靜守如槁木死灰，亦無用，須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即是思誠，只思一個天理。到得天理純全，便是何思何慮矣。
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工夫。靜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寧靜不寧靜。若靠那寧靜，不惟漸有喜靜厭動之弊，中間許多病痛只是潛伏在，終不能絕去，遇事依舊滋長。以循理為主，何嘗不寧靜；以寧靜為主，未必能循理。
看出陽明對「格物」的理解，是要去除內心之不正使歸於正，使意念所在皆為純正不偏，如此便隨時隨處皆是天理。（陽明對《大學》的理解可詳見其《大學問》。）在為學次第上，陽明以為若初學時思慮紛亂，可先靜坐，使心意靜定下來；但不能守著這寧靜不放，否則一旦遇事，舊時毛病還是出現。因此還要能省察克治自己念慮是否不正，隨時作去人欲、存天理的工夫而不間斷，這樣一來才能任何行為皆是天理。
《傳習錄》中卷所錄的論學書信的時間，是在陽明正式提出「致良知」之後，可說是反映出了陽明重要而成熟的思想。其中仍持續闡發《大學》義理；同時提出「知行合一並進」之精義，〈答顧東橋〉書說：
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只為後世學者分作兩截用功，失卻知行本體，故有合一並進之說。
此知不是知識的認知，而是道德意義之知，亦即是良知。良知真切呈現，必定涵著篤實的道德實踐；而道德行動無不精當，也必定涵著良知的鑒察。因此，知與行合一並進。在此卷的書信中，論及「致良知」之處更是隨處可見，如說：
良知是天理昭明靈覺處，故良知即是天理。……良知發用之思自然明白簡易，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紛紜勞擾，良知亦自會分別得。蓋思之是非邪正，良知無有不自知者。
孟子言必有事焉，則君子之學終身只是集義一事。義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謂義。能致良知，則心得其宜矣，故集義亦只是致良知。
說集義則一時未見頭腦，說致良知即當下便有實地步可用工。……隨時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著實去致良知，便是誠意；著實致其良知而無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著實致良知則自無忘之病。
蓋良知只是一個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只是一個真誠惻怛，便是他本體。故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親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從兄便是弟……良知只是一個，隨他發見流行處當下具足，更無去求，不須假借。
由以上可見陽明學問的核心，便是「致良知」之義。良知即是天理，即是內心一是非善惡的照察，此「知」既不是我向外認知，也不是他人對我之知，是非善惡全是「自知」，良知鑒察自己念慮之邪正是最清楚洞澈的。因此，先聖前賢所說的諸多道理，直以「致良知」實下工夫便是，只要致良知於任何事上，孝悌仁義便自然彰顯。因此，不須向外求個理給吾心，良知一呈現，當下便是具足無闕。
《傳習錄》下卷所錄一般認為較為博雜，黃宗羲（字太沖，號梨洲，1610-1696）就認為陽明弟子黃省曾所記錄的，「往往失陽明之意」。因此，雖亦可參考，但須如錢德洪的附記所提醒：「不以知解承而惟以實體得」。
若對《傳習錄》有進一步興趣閱讀，可參考收在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四位先生編校的《王陽明全集》上冊的《語錄》（卷一到卷三），以及陳榮捷先生著的《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
撰稿人：余姒倩
作者簡介
王守仁，字伯安，浙江餘姚人，曾在陽明洞築室隱居，故學者稱為陽明先生。父親王華是明憲宗時進士，官至南京吏部尚書。陽明生於明憲宗成化八年（西元1472年），卒於明世宗嘉靖七年（西元1528年），諡號文成，是一位集道德學術與事業武功於一身的大儒。他在內聖學上歷經曲折磨難而提出亙古不朽的「致良知」學，並且認為致良知要真切，必得「事上磨練」，因此，陽明的事功也可視為他篤誠實踐良知學的表現。
陽明從小就表現出才思敏捷與性情豪邁的一面，據《年譜》記載，陽明少年時便質疑私塾老師以讀書登第為第一等事，認為讀書學聖賢才稱得上第一等事；又曾出遊長城山海、居庸、嘉裕三關，飽覽塞外壯闊風光，由此興起經世濟眾之志。不過，雖然陽明這時萌發出學為聖賢、經世濟民的志願，但對於聖賢之所以為聖賢的核心精神，恐怕是還未能明白的。爾後，陽明遭遇了摸索、挫折與磨難，才真正走入儒家聖學之門，這一番經歷儘管曲折，但見出陽明面對生命意義的探索，是如何真誠不懈。
陽明十八歲時謁見了當時朱子學大家婁諒（字克貞，號一齋，為吳康齋弟子，1422-1491），很受婁諒所說「聖人必可學而至」的啟發；二十一歲時讀遍朱子的著作，看到其中說到「格物」有「眾物表裡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的句子，因就近有竹，便取竹格之，對著竹子沈思其中的至理，結果不但一無所得，還因此病了。陽明受此挫折，認為成聖之路不是人人有分可走的，便隨俗去從事文章技藝。到二十七歲時，陽明雖然在詩賦上頗有所得，但認為文章技藝畢竟無法通向至道，並非他的志向所在，此時讀到朱子說：「居敬持志，為讀書之本，循序致精，為讀書之法。」反省到以前讀得雖多，卻沒有循序漸進而日益精微，於是順著這個要領，讀書思考得就比較深入通貫了。儘管如此，陽明仍覺所得之理與自己的心終究無法相合，在沈鬱中更加感嘆聖賢之事於自己無分，便再次捨離朱子之學，轉向仙釋養生之學。到三十一歲時，陽明已潛心於養生仙佛之學，隱居日久，本想出離塵世，但因心中掛念父親與祖母，無法下定決心；一段時日之後，忽然領悟到，人之愛親乃出於內在本性，是無法斷滅的，便不再從事仙佛之學。這一點愛親之心，可視為陽明學問之隱隱萌芽。由此，陽明開始提倡身心之學，要人立志成聖，並在三十四歲時與湛若水（字元明，號甘泉，1466-1560）一見定交，共同以倡明聖學為志業；不過，「物理吾心，終判為二」問題的透徹解決，卻是在遭逢一場重大的危難中方才曙光乍現，自此他的成德之學真正發露而漸次全幅展開。
正德元年（西元1506年）明武宗繼位，宦官劉瑾弄權專擅，陷害忠良，陽明上疏營救南京科道官戴銑、薄彥徽等人，亦下詔獄，並被貶謫為貴州龍場驛驛丞。龍場在貴州西北方，地勢險峻、荊棘遍布，蟲蛇出沒，到處皆瘴癘之氣，和當地人語言不通，只能以土木搭建陋室居住，隨從也都病了。在這麼惡劣艱困的處境中，陽明日夜默坐澄淨內心，自問：「聖人若在這種處境，還能有的道是什麼？」一日夜半時分，忽然領悟到：「格物致知」的要旨在於「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以前往外在事物中求理，是本末倒置。這是陽明道德學術大轉關，從向外求理的路子，逆轉為向內自覺自己的良知本來具足，不需外求，本心良知便是至理。龍場一悟，陽明自此開啟了他成聖之學的大門。
黃宗羲（字太沖，號梨洲，1610-1696）的《明儒學案》提出陽明學成之後有三變，這並不是說陽明悟「格物致知」之後，在成聖之學上還有異質的轉變，而是在教人成德成聖的修養工夫上，有一逐步成熟的發展。首先，以「默坐澄心」為工夫，所謂「默坐澄心」，應指靜坐克己的工夫。正德五年（西元1510年），陽明三十九歲時，教門人靜坐。靜坐的目的是與紛雜之事物隔離，使平日散亂於外的心收斂回到自身，在此默證本有的道德之性。不過靜坐僅是一入手的暫時工夫，只是要人不被紛雜的人欲思慮困擾，使心專主靜定，但不能流於枯槁死寂。所以這裡要有進一步的克己去私工夫，不管寧靜不寧靜，念念去私欲、存天理。所以默坐澄心可以說是一對治毛病的工夫：既治外物紛雜，也對治人欲之私。工夫特色在於往內收斂，強調去私欲、存天理。其次，專提「致良知」。正德十六年（西元1521年），時陽明五十歲，初次拈出「良知」二字，以為良知一點破，則本體全幅洞見，可說是「學問頭腦」，並且良知人人具有，只怕不能當下肯認。而致良知工夫，無論動或靜、有事無事，總是依著本心良知之發用便是。並且，本心良知的呈現，也涵著知行合一的意義。良知之知，不是知識的認知，良知真切朗現，必定涵著篤實的道德實踐；道德行動無不精當，也必定涵著良知的鑒察。因此，知與行不可分先後。陽明整個學問核心便在「致良知」，梨洲認為陽明五十一歲以後工夫日益精熟，「時時知是知非，時時無是無非」，可說是第三變。時時知是知非，表示良知無不清明省察；時時無是無非，此時良知不落在相對的是非之中，純是良知自己之自然湧現流行，故「開口即得本心」，這可說是揭示出致良知工夫到最圓熟可有的境界。
陽明不只在道德學問上開拓出一成聖之教，他也有豐碩的事功。在劉謹伏諸之後，陽明升任江西廬陵知縣，七個月內便治理得宜；正德十一年（西元1516年）官至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地，至正德十三年（西元1518年）全數平定了南贛寇匪，並且在當地施行禮義教化。正德十四年（西元1519年），寧王朱宸濠謀反，陽明起兵平亂，並擒獲宸濠。嘉靖六年，陽明奉命征討廣西思恩、田州亂事，平定思、田之亂後，又平八寨、斷藤峽之亂，可謂事功彪炳。
綜觀陽明一生學術，從青年的多方尋索至專志於儒家成聖之學，自此至晚年，又有不同發明，多所轉折發展；晚歲十餘年，在兵務繁忙中，仍然講學不已，且體會越加深刻，學術規模亦越趨精熟，見出陽明致力於聖學如此。梨洲稱陽明學為「心學」，認為他扭轉了明初以來宗主朱學，即以心向外窮格事事物物之理，使心合理的路子，直接指出此心良知即是天理，不假外求，只要反身自覺即得，於是「人人有個作聖之路」。良知是成聖的內在根據，並且此根據普遍具在，如此一來，人人成聖的努力便有根源、有動力。陽明臨終之時，門人問遺言，他微笑說：「此心光明，亦復何言？」真可見到心學修養之灑落境界；而其所發明的心學亦開枝散葉，黃宗羲《明儒學案》的《姚江學案》以陽明為首，其下分列浙中、江右、楚中、北方、粵閩等五家學案，可見王學之盛。陽明歿後，隆慶六年（西元1572年），御史新建謝廷傑將已刊行的陽明語錄、著作及後人所作年譜、傳、序等，合刊為《王文成全書》，傳世於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