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習錄
內容介紹
《傳習錄》是一部集中反映王守仁(字伯安,學者稱為陽明先生,1472-1528)主要思想的作品。現存《王文成全書》中的《傳習錄》共分上、中、下三卷,上卷為弟子紀錄陽明講學內容的語錄;中卷則集結了陽明已刊刻的論學書信;下卷為門人所蒐錄的陽明遺言。此三卷分別有其成書過程,之後才合刻出版,成為現今《傳習錄》的樣貌。
上卷之成書,首先在正德七年(西元1512年),陽明為弟子徐愛講解《大學》義理,徐愛紀錄老師所言,編輯成為《傳習錄》一卷。正德十三年(西元1518年),門人薛侃得到徐愛之書,便加上自己和同窗陸澄所紀錄的講學內容各一卷,三者集結刊行,並沿用《傳習錄》一名。「傳習」一詞出自《論語‧學而》:「傳不習乎?」朱熹注解說:「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所以「傳習」就是從老師那裡接受學問,自己又加以溫習熟悉的意思。由薛侃刊刻的這三卷《傳習錄》,就是現今《傳習錄》的上卷。
中卷之成書,則是在嘉靖三年(西元1524年),浙江紹興府知府南大吉得到數篇已刊行的陽明論學書信,便將薛侃所刻的《傳習錄》(三卷)訂為上冊,自己蒐集所得輯為五卷,增訂為下冊,並命弟逢吉校正刊行,成為《續刻傳習錄》兩冊。之後錢德洪再度刊刻時,對下冊做了部分增錄改動,輯成現今《傳習錄》的中卷。
至於下卷之成書,起因於嘉靖七年(西元1528年)陽明去世,其弟子錢德洪、王畿至江西廣信奔喪,並訃告同門廣蒐陽明遺言,錢德洪採集若干門人的記錄,並加以去蕪存菁、刪訂檢別,命名為《傳習續錄》,此時約嘉靖三十三年(西元1554年)。嘉靖三十五年(西元1556年)錢德洪遊於湖北蘄春崇正書院,應沈寵的請求,又從逸稿中再選錄一卷。於是稍早的《傳習續錄》,加上增補之一卷,便成為現今《傳習錄》下卷。
嘉靖三十七年(西元1558年),胡宗憲首次將三卷合刻為一書,成為《傳習錄》上、中、下三卷本之原初型態;隆慶六年(西元1572年),御史新建謝謝廷傑彙刻《王文成全書》時,又稍加增補刪減,便成為現今所流傳的《傳習錄》。(《傳習錄》的成書過程與相關考證問題,可詳參錢明先生所作〈陽明全書成書經過考〉一文。)
由《傳習錄》可以一窺陽明與其弟子門人講論學問的風貌,並且從中見出陽明思想的發展與要義。《傳習錄》上卷所錄,主要是陽明龍場悟後較為早期的思想,其中有發明《大學》義理,如講「格物」之義:
「格物」……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無時無處不是存天理,即是窮理。
或如教人為學次第:
教人為學,不可執一偏:初學時心猿意馬,拴縛不定,其所思慮多是人欲一邊,故且教之靜坐、息思慮。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懸空靜守如槁木死灰,亦無用,須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即是思誠,只思一個天理。到得天理純全,便是何思何慮矣。
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工夫。靜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寧靜不寧靜。若靠那寧靜,不惟漸有喜靜厭動之弊,中間許多病痛只是潛伏在,終不能絕去,遇事依舊滋長。以循理為主,何嘗不寧靜;以寧靜為主,未必能循理。
看出陽明對「格物」的理解,是要去除內心之不正使歸於正,使意念所在皆為純正不偏,如此便隨時隨處皆是天理。(陽明對《大學》的理解可詳見其《大學問》。)在為學次第上,陽明以為若初學時思慮紛亂,可先靜坐,使心意靜定下來;但不能守著這寧靜不放,否則一旦遇事,舊時毛病還是出現。因此還要能省察克治自己念慮是否不正,隨時作去人欲、存天理的工夫而不間斷,這樣一來才能任何行為皆是天理。
《傳習錄》中卷所錄的論學書信的時間,是在陽明正式提出「致良知」之後,可說是反映出了陽明重要而成熟的思想。其中仍持續闡發《大學》義理;同時提出「知行合一並進」之精義,〈答顧東橋〉書說:
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只為後世學者分作兩截用功,失卻知行本體,故有合一並進之說。
此知不是知識的認知,而是道德意義之知,亦即是良知。良知真切呈現,必定涵著篤實的道德實踐;而道德行動無不精當,也必定涵著良知的鑒察。因此,知與行合一並進。在此卷的書信中,論及「致良知」之處更是隨處可見,如說:
良知是天理昭明靈覺處,故良知即是天理。……良知發用之思自然明白簡易,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紛紜勞擾,良知亦自會分別得。蓋思之是非邪正,良知無有不自知者。
孟子言必有事焉,則君子之學終身只是集義一事。義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謂義。能致良知,則心得其宜矣,故集義亦只是致良知。
說集義則一時未見頭腦,說致良知即當下便有實地步可用工。……隨時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著實去致良知,便是誠意;著實致其良知而無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著實致良知則自無忘之病。
蓋良知只是一個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只是一個真誠惻怛,便是他本體。故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親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從兄便是弟……良知只是一個,隨他發見流行處當下具足,更無去求,不須假借。
由以上可見陽明學問的核心,便是「致良知」之義。良知即是天理,即是內心一是非善惡的照察,此「知」既不是我向外認知,也不是他人對我之知,是非善惡全是「自知」,良知鑒察自己念慮之邪正是最清楚洞澈的。因此,先聖前賢所說的諸多道理,直以「致良知」實下工夫便是,只要致良知於任何事上,孝悌仁義便自然彰顯。因此,不須向外求個理給吾心,良知一呈現,當下便是具足無闕。
《傳習錄》下卷所錄一般認為較為博雜,黃宗羲(字太沖,號梨洲,1610-1696)就認為陽明弟子黃省曾所記錄的,「往往失陽明之意」。因此,雖亦可參考,但須如錢德洪的附記所提醒:「不以知解承而惟以實體得」。
若對《傳習錄》有進一步興趣閱讀,可參考收在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四位先生編校的《王陽明全集》上冊的《語錄》(卷一到卷三),以及陳榮捷先生著的《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
撰稿人:余姒倩
作者簡介
王守仁,字伯安,浙江餘姚人,曾在陽明洞築室隱居,故學者稱為陽明先生。父親王華是明憲宗時進士,官至南京吏部尚書。陽明生於明憲宗成化八年(西元1472年),卒於明世宗嘉靖七年(西元1528年),諡號文成,是一位集道德學術與事業武功於一身的大儒。他在內聖學上歷經曲折磨難而提出亙古不朽的「致良知」學,並且認為致良知要真切,必得「事上磨練」,因此,陽明的事功也可視為他篤誠實踐良知學的表現。
陽明從小就表現出才思敏捷與性情豪邁的一面,據《年譜》記載,陽明少年時便質疑私塾老師以讀書登第為第一等事,認為讀書學聖賢才稱得上第一等事;又曾出遊長城山海、居庸、嘉裕三關,飽覽塞外壯闊風光,由此興起經世濟眾之志。不過,雖然陽明這時萌發出學為聖賢、經世濟民的志願,但對於聖賢之所以為聖賢的核心精神,恐怕是還未能明白的。爾後,陽明遭遇了摸索、挫折與磨難,才真正走入儒家聖學之門,這一番經歷儘管曲折,但見出陽明面對生命意義的探索,是如何真誠不懈。
陽明十八歲時謁見了當時朱子學大家婁諒(字克貞,號一齋,為吳康齋弟子,1422-1491),很受婁諒所說「聖人必可學而至」的啟發;二十一歲時讀遍朱子的著作,看到其中說到「格物」有「眾物表裡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的句子,因就近有竹,便取竹格之,對著竹子沈思其中的至理,結果不但一無所得,還因此病了。陽明受此挫折,認為成聖之路不是人人有分可走的,便隨俗去從事文章技藝。到二十七歲時,陽明雖然在詩賦上頗有所得,但認為文章技藝畢竟無法通向至道,並非他的志向所在,此時讀到朱子說:「居敬持志,為讀書之本,循序致精,為讀書之法。」反省到以前讀得雖多,卻沒有循序漸進而日益精微,於是順著這個要領,讀書思考得就比較深入通貫了。儘管如此,陽明仍覺所得之理與自己的心終究無法相合,在沈鬱中更加感嘆聖賢之事於自己無分,便再次捨離朱子之學,轉向仙釋養生之學。到三十一歲時,陽明已潛心於養生仙佛之學,隱居日久,本想出離塵世,但因心中掛念父親與祖母,無法下定決心;一段時日之後,忽然領悟到,人之愛親乃出於內在本性,是無法斷滅的,便不再從事仙佛之學。這一點愛親之心,可視為陽明學問之隱隱萌芽。由此,陽明開始提倡身心之學,要人立志成聖,並在三十四歲時與湛若水(字元明,號甘泉,1466-1560)一見定交,共同以倡明聖學為志業;不過,「物理吾心,終判為二」問題的透徹解決,卻是在遭逢一場重大的危難中方才曙光乍現,自此他的成德之學真正發露而漸次全幅展開。
正德元年(西元1506年)明武宗繼位,宦官劉瑾弄權專擅,陷害忠良,陽明上疏營救南京科道官戴銑、薄彥徽等人,亦下詔獄,並被貶謫為貴州龍場驛驛丞。龍場在貴州西北方,地勢險峻、荊棘遍布,蟲蛇出沒,到處皆瘴癘之氣,和當地人語言不通,只能以土木搭建陋室居住,隨從也都病了。在這麼惡劣艱困的處境中,陽明日夜默坐澄淨內心,自問:「聖人若在這種處境,還能有的道是什麼?」一日夜半時分,忽然領悟到:「格物致知」的要旨在於「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以前往外在事物中求理,是本末倒置。這是陽明道德學術大轉關,從向外求理的路子,逆轉為向內自覺自己的良知本來具足,不需外求,本心良知便是至理。龍場一悟,陽明自此開啟了他成聖之學的大門。
黃宗羲(字太沖,號梨洲,1610-1696)的《明儒學案》提出陽明學成之後有三變,這並不是說陽明悟「格物致知」之後,在成聖之學上還有異質的轉變,而是在教人成德成聖的修養工夫上,有一逐步成熟的發展。首先,以「默坐澄心」為工夫,所謂「默坐澄心」,應指靜坐克己的工夫。正德五年(西元1510年),陽明三十九歲時,教門人靜坐。靜坐的目的是與紛雜之事物隔離,使平日散亂於外的心收斂回到自身,在此默證本有的道德之性。不過靜坐僅是一入手的暫時工夫,只是要人不被紛雜的人欲思慮困擾,使心專主靜定,但不能流於枯槁死寂。所以這裡要有進一步的克己去私工夫,不管寧靜不寧靜,念念去私欲、存天理。所以默坐澄心可以說是一對治毛病的工夫:既治外物紛雜,也對治人欲之私。工夫特色在於往內收斂,強調去私欲、存天理。其次,專提「致良知」。正德十六年(西元1521年),時陽明五十歲,初次拈出「良知」二字,以為良知一點破,則本體全幅洞見,可說是「學問頭腦」,並且良知人人具有,只怕不能當下肯認。而致良知工夫,無論動或靜、有事無事,總是依著本心良知之發用便是。並且,本心良知的呈現,也涵著知行合一的意義。良知之知,不是知識的認知,良知真切朗現,必定涵著篤實的道德實踐;道德行動無不精當,也必定涵著良知的鑒察。因此,知與行不可分先後。陽明整個學問核心便在「致良知」,梨洲認為陽明五十一歲以後工夫日益精熟,「時時知是知非,時時無是無非」,可說是第三變。時時知是知非,表示良知無不清明省察;時時無是無非,此時良知不落在相對的是非之中,純是良知自己之自然湧現流行,故「開口即得本心」,這可說是揭示出致良知工夫到最圓熟可有的境界。
陽明不只在道德學問上開拓出一成聖之教,他也有豐碩的事功。在劉謹伏諸之後,陽明升任江西廬陵知縣,七個月內便治理得宜;正德十一年(西元1516年)官至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地,至正德十三年(西元1518年)全數平定了南贛寇匪,並且在當地施行禮義教化。正德十四年(西元1519年),寧王朱宸濠謀反,陽明起兵平亂,並擒獲宸濠。嘉靖六年,陽明奉命征討廣西思恩、田州亂事,平定思、田之亂後,又平八寨、斷藤峽之亂,可謂事功彪炳。
綜觀陽明一生學術,從青年的多方尋索至專志於儒家成聖之學,自此至晚年,又有不同發明,多所轉折發展;晚歲十餘年,在兵務繁忙中,仍然講學不已,且體會越加深刻,學術規模亦越趨精熟,見出陽明致力於聖學如此。梨洲稱陽明學為「心學」,認為他扭轉了明初以來宗主朱學,即以心向外窮格事事物物之理,使心合理的路子,直接指出此心良知即是天理,不假外求,只要反身自覺即得,於是「人人有個作聖之路」。良知是成聖的內在根據,並且此根據普遍具在,如此一來,人人成聖的努力便有根源、有動力。陽明臨終之時,門人問遺言,他微笑說:「此心光明,亦復何言?」真可見到心學修養之灑落境界;而其所發明的心學亦開枝散葉,黃宗羲《明儒學案》的《姚江學案》以陽明為首,其下分列浙中、江右、楚中、北方、粵閩等五家學案,可見王學之盛。陽明歿後,隆慶六年(西元1572年),御史新建謝廷傑將已刊行的陽明語錄、著作及後人所作年譜、傳、序等,合刊為《王文成全書》,傳世於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