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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尊王發微

內容介紹

《春秋尊王發微》一書,為孫復(992-1057)闡述《春秋》大義的著作,本書共有12卷。顧名思義,孫復欲透過此書,傳達出個人對於《春秋》「尊王」微言大義的看法,放諸當時國家急於一統的時代氛圍裡來看,《春秋尊王發微》只是其中的一個例子。換言之,宋代建國以後,由於國家局勢尚未完全穩定,因此提倡《春秋》「尊王」的大一統思想,為當時士大夫共同努力的目標,而孫復也不例外。

  《春秋尊王發微》另一個值得被關注的是,此書在中國經學史上,具有一定的價值地位。宋初的儒學風氣,以慶曆年間可以分為兩個階段,慶曆之前的風氣,主要仍舊沿習漢唐的注疏風氣,慶曆之後,士大夫多不約而同地對此風氣提出批判,一方面糾正《五經正義》中注疏本身前後不一的矛盾,另一方面則批判只皓首於此是無法彰顯聖人之意,因此逐漸形成了在中國經學史上所謂的「疑經」、「改經」風氣,而《春秋尊王發微》一書,亦是此風氣中所形成的產物。歐陽脩(1007-1072)在〈孫先生墓誌銘〉中表示:「先生治《春秋》,不惑傳注,不為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于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得於經之本義為多。」、《宋元學案》中亦載錄朱熹(1130-1200)對於孫復治《春秋》學的評價:「近時言《春秋》,皆計較利害,大義卻不曾見。如唐之陸淳,本朝孫明復之徒,雖未能深于聖經,然觀其推言治道,凜凜然可畏,終得聖人意思。」從以上兩位大儒的評價中可以看出,孫復《春秋尊王發微》之所以在中國經學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在於孫復勇於突破過去注疏傳統的積弊,力求闡發聖人微言大義,進而強調有用於治道,因此《春秋尊王發微》一書會被時人、後人所推崇。

  儘管後人對於此書有推崇之意,但亦不乏有批評的聲浪,如葉夢得指出:「孫明復春秋,專廢傳從經,然不盡達經例,又不深於禮學,故其言自牴牾,有甚害於經者。」、《四庫》館臣亦言:「復之論,上祖陸淳,而下開胡安國。謂《春秋》有貶無褒,大抵以深刻為主。……過於深求,而反失《春秋》之本旨者,實自復始。雖其間辨名分、別嫌疑,於興亡治亂之機,亦時有所發明。統而核之,究所謂功不補患者也。」從批評者的聲浪可以看出,孫復「棄傳從經」,力求不受傳統注疏羈絆的寫作態度,既為肯定者所肯定,亦為批評者所批評,雖彼此的立場、立論不一,但從中確實可以看出孫復《春秋尊王發微》一出所形成的影響。

  今本《春秋尊王發微》,收錄於文淵閣《四庫全書》中,同時《通志堂經解》亦有收錄,惟二者皆是未標點本。

撰稿人:王志瑋

作者簡介

孫復 (992-1057),字明復,平陽人(今山西臨ㄈㄣˊ﹔fen縣)。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其學《春秋》為著,學者稱泰山先生。生於北宋太宗淳化三年,卒於北宋仁宗嘉祐二年,享年六十六歲。  北宋仁宗天聖五年(1027),孫復時年三十六歲,范仲淹(989-1052)此時於睢陽府掌學,於是孫復始向范仲淹問學。明年,孫復再次至睢陽府向范仲淹問學,范仲淹遂教以《春秋》,二人師生關係正式確立。事實上,對於孫復而言,范仲淹的提攜,可謂影響孫復一生的關鍵。在宋魏泰《東軒筆錄》卷十四,記載一段兩人的軼事:「范文正公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道睢陽謁文正,又贈一千,因問:『何為汲汲於道路?』孫秀才戚然動色曰:『老母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文正曰:『吾觀子辭氣,非乞客也,二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吾今補子為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為學乎?』孫生再拜大喜。於是授以《春秋》,而孫生篤學不舍晝夜,行復修謹,文正甚愛之。明年,文正去睢陽,孫亦辭歸。後十年,聞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太學,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文正歎曰:『貧之為累亦大矣,倘因循索米至老,則雖人才如孫明復者,猶將汨沒而不見也。』」從這段軼事可以看出,范仲淹對於孫復的提攜,不遺餘力,亦未嘗要以任何的報答。同時,孫復對於《春秋》學的研究,亦是受到范仲淹的啟發。
      孫復得到范仲淹的提攜還不止於此,在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孫復年四十九歲,但生活困頓,於是范仲淹又特地上表薦舉於朝廷。於是孫復於慶曆二年(1042),擔任國子監直講,教導太學學子。在此之前,仁宗寶元元年(1038),孫復年四十七歲,作〈信道堂記〉一文,文中表現出孫復的儒家思想精神:「吾之所謂道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軻、荀卿、揚雄、王通、韓愈之道也。」從這段的文字中,可以清楚地知道孫復的儒學思想中,深受韓愈(768-824)〈原道〉之道統觀的影響,成為宋明理學家言道統的先驅。
      而雖復所傳授的弟子,則以石介(1005-1045)最富盛名。儘管石介在當時已有些名氣,不過由於衷心地佩服孫復的學問,故自願做為孫復的學生。從石介〈明隱〉一文中,可以看出石介對於孫復的評價:「孫明復先生,畜周孔之道,非獨善一身,而兼利天下者也。四舉而不得一官,築居泰山之陽,聚徒著書,種竹樹桑,蓋有所待也。」於是可以得知,孫復在未擔任國子監直講前,已開始教導學子,傳授學問,而且具有「道濟天下」的情懷,因此當被范仲淹提拔時,孫復的表現,確實十分傑出。在國子監講學期間,同樣在中央太學任教的胡ㄩㄢˋ;yuan(993-1059),亦欽佩孫復的學識,故《宋史》本傳記載:「復與胡瑗不合,在太學常相避。瑗治經不如復,而教養諸生過之。復既病,韓琦言於仁宗,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復家得書十五萬言,錄藏祕閣。」從這段記載來看,孫復與胡瑗各有所長,孫復在學問上勝出,而胡瑗則是在教導學子為學方面富有盛名,從中可以看出孫復對於宋初學術發展的重要性。
      事實上,孫復亦曾在〈寄范天章書〉第二封書信中道出對於當時治學風氣的不滿:「國家以王弼、韓康伯之《易》,左氏、公羊、穀梁、杜預、何休、范寧之《春秋》,毛ㄔㄤˊ﹔chang、鄭康成之《詩》,孔安國之《尚書》,鏤板藏於太學,頒於天下。又每歲禮闈設科取士,執為準的。多士較藝之際,一有違戾於註說者,即皆駁放而斥逐之。」短短數語,道出宋初開科取士的弊病,學子只能墨守成說,雖錯而終不改異。因而孫復的治經風氣,便是深受中唐以降啖助(724-770)、趙匡、陸淳(?-806)等人「棄傳從經」的影響,直接回到經書的文本中,闡發聖人之意,成為宋人疑經、改經風氣的先驅之一。
      孫復的生平事跡,《宋史》本傳有簡短之記載,有關其學術的表現,《宋元學案》中有〈泰山學案〉。孫復生平主要著作有《春秋尊王發微》及《孫明復小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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