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言》，西漢揚雄所作。與《太玄》類似處在於《太玄》是模仿《易經》而作，而《法言》的體裁則是與《論語》接近。《法言》一書，據揚雄書末〈法言序〉所列，共計〈學行〉、〈吾子〉、〈修身〉、〈問道〉、〈問神〉、〈問明〉、〈寡見〉、〈五百〉、〈先知〉、〈重黎〉、〈淵騫〉、〈君子〉、〈孝至〉十三篇。〈學行〉篇主要談論為學一事，所謂「學者，所以修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吾子〉篇主張一切辭令、文章與行為必須奠基在以聖人孔子以及儒家六經的思想基礎上，才具有真實的意義，揚雄提到「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舍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在在都顯示了《法言》遵循儒家思想的立場，也因此在〈修身〉篇，揚雄主張應當以禮教做為修身的原理原則。〈問道〉篇除了評騭道家、兵家與刑名法術家之外，也進一步闡釋了本體之道的內涵，具有抽象玄理色彩。在〈問神〉篇裡，揚雄討論「心」的神妙之用，並且主張「人心其神，操則存，舍則亡」，是以進德修業的工夫必須無時無刻地進行。本篇另外也論及五經與聖人的關係，同時也稍微論及《太玄》一書的內容。〈問明〉、〈寡見〉兩篇性質接近，屬於雜論，內容涉及倫理政事、自然事物。〈五百〉篇談論聖人與孔子、禮與治世的問題。〈先知〉篇討論為政之道，並述及賦制、刑律等具體制度。〈重黎〉〈淵騫〉兩篇是對於歷史當中賢臣名將、著名人物予以述評。〈君子〉篇除了說明君子的德、行標準外，也提及當時普遍流行的神仙壽命之說。〈孝至〉篇列於全書之末，據晉人李軌注語所言，其用意乃在表示「始於〈學行〉，而終於〈孝至〉，始終之義，人倫之事」，然〈孝至〉篇裡除了前半部份論及孝，具有兼該眾德的重要意義之外，後半內容則較為駁雜。

相較於《太玄》內容的晦澀，《法言》一書，則較為清楚地反映了揚雄對於人性、倫理的觀照。例如〈修身〉篇裡，揚雄對人性提出了其著名的見解：
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

揚雄的人性觀點，表現出自然主義的色彩，他並未積極地專為人性論建構其背後的超越價值基礎，而是強調後天、外在的努力與修為。是以我們可以在《法言》的字裡行間體會到「學習」之於人格修養的重要意義。就這點而言，揚雄《法言》的立場似乎與荀子有些類似。然而，揚雄卻在書中自比為孟子，他曾說：「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問道〉）因此我們也可從此看出，揚雄在儒家發展中的自我定位。除此之外，揚雄的天道觀表現出混雜的特色。例如他見天乃是「無為之為矣」（〈問道〉），卻又主張：

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問道〉）

在此對於天的描述，表現出天的道德、命令義，這似乎與前述的無為之天有些許不同。若從後世研究的角度綜觀揚雄的人性、天道觀點，基本上可以將其視為漢代的儒家代表應當沒有太大的問題。

《法言》在流傳的歷程當中，陸續有後人為此書註解，例如揚雄弟子侯芭注，晉人李軌注、唐代柳宗元注。宋代司馬光曾將當時尚存的李軌、柳宗元與宋代宋咸、吳祕等四人注解加以匯集。除此之外，宋代另有劉絳、徐君平、張敷等人亦有註解。時至清代，清人對於《法言》一書亦頗為關注，例如俞樾、陶鴻慶、汪榮寶、晚清劉師培等人皆有發揮，其中汪榮寶《法言義疏》是目前較為通行的本子，臺灣則有羅邦柱先生的註解本。此外，已故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劉殿爵先生編有《法言逐字索引》，也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

《法言》此書對於現代普羅讀者而言，除了有助於體會漢代士人儒生的思想與心靈狀態，更深遠的意義則在於書中對於「學習」這件事的標舉與倡導。在現代社會當中，如何透過自發、終身的學習方式，讓自己不被資訊的洪流所淹沒，是普遍存在的焦慮。《法言》第一篇〈學行〉開宗明義提到：

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咸無焉，為眾人。

身為讀者，面對大量肆溢的資訊，倘若只是停留在餵養式的閱聽和接受態度，則資訊只會是文字符碼，而無法內化成為醞釀個人知識的有效資源。因此學習者必須基於強烈且明確的主體意識──「帶著問題來念書」，在具有反思態度的前提下，嘗試將所知所學付諸實踐，如此才是揚雄所說最上乘的學習模式。一如許多傳統卻不朽的經典般，《法言》同樣等待著讀者細細品味，開發出更具有現代意義、符合現代需求的價值！

撰稿人：劉柏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