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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

內容介紹

《史記》以現代人的眼光來看,應該屬於史部圖書,似乎與闡述思想的子學書籍,或是直接觸及儒家義理的經部圖書沒有太大的關連。但是翻開司馬遷《史記》一書,裡面卻有不少關於儒家發展、儒學思想演變的文獻資料,可供我們參考。這對於理解先秦到西漢早期的儒家流變與思想轉化,幫助很大。因此這裡特別挑選三篇與秦漢儒學有直接相關,且常被後人援引使用的篇章,介紹給大家。

〈孔子世家〉
全篇前半部交代孔子家世、記敘孔子周遊列國卻志不能伸的顛沛生涯。後半部總述孔子一生的文化貢獻、教育內容與平時待人行誼與舉止威儀。最後特別針對晚年作《春秋》一事的動機與過程加以說明,並且描繪出孔子身後弟子四散、子嗣發展的概況。司馬遷在全篇末尾,對孔子有以下的追念與懷想,也可視為對於孔子一生的總評,贊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祗迴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其中最能見司馬遷心志者,當是贊語中所謂天下君王賢人眾矣,但其影響僅限於生前,一切的榮華富貴、褒貶榮辱,都在隨著蓋棺論定而灰飛煙滅,但反觀一介布衣如孔子者,卻能影響數百年之人心,天下是非,六藝經傳無不以夫子之言為圭臬。這種企慕崇敬之情,似乎也與太史公撰寫《史記》時那種「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自我期許暗合!

〈仲尼弟子列傳〉
全篇以從學孔子的七十七位「受業身通」的弟子為主角。司馬遷在其中又先列敘了「顯有年名,受業聞見於書傳」的三十五位弟子;其餘四十二位則因「無年,不見書傳」而條列於後。前三十五位弟子當中,又先敘述了孔門四科十哲的生平與行誼。(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司馬遷認為,過去多數人對於孔門弟子的讚譽褒貶頗有言過其實、毀譽失真的流弊,最主要的原因係由於「未覩厥容貌則論言」,是考證不確實的緣故所致,而司馬遷則翔實地依《論語》裡弟子問答的各條言論,繫連於每位弟子之後。然經由後世註解者考察,司馬遷當時編寫此篇時,可能不單依《論語》的記載,甚至如《孔子家語》這類雜史傳記類的文獻也是他的資料來源。本篇內容對於各弟子的姓名、字號皆有所交代。若有相關言論紀錄者,也一併加以載錄。諸多弟子的描述當中,尤其對於擅長言語辭令的子貢,刻畫最為深刻,其中尤其是魯國有難,子貢隻身一人穿梭各國之間,合縱連橫,最後除了讓魯國脫困之外,還讓當時的國際局勢改觀,司馬遷說道:「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其中策略的運用辭令,從現代的談判技巧進行分析,仍有可觀之處!除此之外,在弟子商瞿的記載裡,也為後世提供了孔門《易經》傳承的譜系。這也讓我們能夠進一步理解孔子生前鮮少論及的《易經》,在其身後一條較為清晰可循的發展軌跡。

〈儒林列傳〉
後世註解者認為儒林傳討論的對象,主要係以漢代博士為主。不過通觀全篇內容,基本上可以視為先秦西漢儒學發展史的描寫。全文首先敘述了孔子生前的文教事業及其貢獻,其後論及孔門弟子在戰國時期各地的活動,其中又以居西河的子夏最受重用,成為魏文侯之師。而孟、荀皆能「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秦代因為焚書坑儒政策之故,導致經書缺損嚴重,魯地儒生多投奔陳涉。漢興,朝廷有叔孫通初建官儀,民間則有齊魯地區文教未嘗斷絕。時至惠帝文景,由於刑名黃老之學受到當時中央推崇,因此習曉儒家經典的各家博士只能備而未用。以上大致描述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前,儒家的流播與推演情形。

時至漢武帝,除了董仲舒、田蚡絀百家之言,使儒家如日中天,又有公孫弘以熟習《春秋》而能官拜三公,由此儒家與官方利祿之途正式結合,而蔚為風潮。因此除了博士官正式在朝發揮影響之外,公孫弘又提倡設置博士弟子員,從此以後「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這是就官方行政制度而論;若就官方博士教育內涵觀之,則儒家的各部經典在西漢之時皆有所傳承、分化。以《詩經》為例,入漢後則有魯人申培傳《魯詩》,齊人轅固生傳《齊詩》,以及燕人韓嬰傳《韓詩》。而《書經》則有秦代博士伏生擔任漢代傳授的工作。《士禮》(今《儀禮》)則有魯人高堂生傳授。《易經》自孔門弟子商瞿傳授後,到了漢代則有田何傳經。另外尚有董仲舒傳《公羊春秋》、瑕丘江生傳《穀梁春秋》。基本上,閱讀〈儒林列傳〉有助於了解重視「通經致用」的漢代,儒家經典的傳授情形。



撰稿人:劉柏宏

作者簡介

司馬遷字子長,西漢左馮翊人,他是中國學術史上重要的史學家,也是首創通史體例的第一人,主要活躍於西漢武帝時期。其父司馬談於漢武帝時期擔任太史公一職,曾多方學習律曆天道之學。司馬遷幼年時便誦讀古文,青年時展開壯遊天下之旅。司馬談身後,司馬遷擔任太史令,克紹其裘,謹遵父親遺志展開編修史書的任務。當時部分朝臣對於司馬遷編修史書的動機有所質疑,認為孔子當初作《春秋》的用意在於「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如今躬逢盛世,何以有此做為呢?司馬遷一方面認為這是自己的職責所在,所謂「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另一方面也認為孔子修《春秋》乃是為了要替人間事設立一個價值判斷的標準,自己雖然不敢妄自尊大的將「述故事,整齊其世傳」比為聖人之業,但身為史官,自有聖人著史的褒貶傳統應當遵循。或許有部分主張認為司馬遷編修《史記》之時,心中或多或少有替父親生前不得志的際遇抱屈的心態,但我們應該將司馬遷所處的文化脈絡一併納入考量,而儘量減低揣測動機式的討論。
      時至武帝天漢二年,當時大將李陵因征伐匈奴不慎被俘,後謠傳李陵還代匈奴訓練士兵,此消息傳入武帝耳裡,大為光火,因此誅殺李陵全家。司馬遷也因此案牽連而遭受宮刑。他曾一度有感於「是余之辠夫,身虧不用矣」而有辭世的念頭,但卻想到「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明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自此之後更為專心致志於編修《史記》的工作。
      《史記》的在文化史上的地位,一方面為以後歷代的正史書寫體例奠定基礎:也就是以「本紀」記載帝王事蹟、以「表」敘述時事、以「書」說明制度、以「世家」記錄諸侯、以「列傳」刻劃人物。另一方面也凸顯了「人」在歷史洪流當中的能動性,而不再只是被環境條件、政治力量所決定的對象。從這個角度來看,將「人」視為中心,正是自周代以降,周公孔子所沿襲的人文立場。此外,從《史記》的體例安排上,我們也看到了司馬遷對於儒家的重視,他不僅特別為孔門弟子另立傳記,又將孟、荀的地位加以標舉,而立了〈孟子荀卿列傳〉;更重要的是,司馬遷自破體例,將無爵位封國的孔子列入世家。這除了表彰孔子的貢獻之外,更隱隱然指出一種決然獨立於政治力量之外的文化傳統,是必須予以正視的對待。不過我們也會《史記》當中發現,司馬遷雖然承繼了父親的遺願而纂修《史記》,但明顯地表現出與司馬談不同的學術立場;但同時我們也可以發現,司馬遷並非全然接受儒家的主張,他更重視現實社會的運作,強調經濟、制度、軍事的重要性,這一點也是我們在理解司馬遷與《史記》時,應當有所注意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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