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集傳
內容介紹
南宋蔡沈撰。《書集傳》又稱《書經集傳》或《書經集注》，也有稱《書傳》者。朱熹晚年想要與諸弟子共同訓傳諸經，對《易》、《詩》皆有《集傳》，唯獨《書》沒有寫成《集傳》，朱熹臨終前鄭重囑託弟子蔡沈為《尚書》作集傳，蔡沈秉承師命，於慶元五年（1199）始作此書，大約至嘉定二年（1209）成書，費時達十年之久。朱熹在《書集傳》寫作之初，對其基本綱要、寫作方法、體例範式等均有擬定。因此，《書集傳》比較全面地反映了朱熹治《書》的理念、方法和成就。在治《書》理念上，朱熹以《書》作為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治《書》就是要求得聖君賢臣德仁敬誠之心，以達成修身、齊家、治平天下的境界；治《書》的具體方法，注重漢唐典章制度，考據訓詁的同時，也注重宋儒申疑辨偽，闡釋義理的方法，力求不存成見，不穿鑿附會。蔡沈根據這些治《書》的基本原則，對諸儒之說詳加考察，辨別今文經與古文經的異同，今文和古文並重，尤其注重今文諸篇的義理闡釋。考究大序、小序的訛誤，沉潛其義，參考眾說，融會貫通。重視漢、宋注疏傳統又不囿於成式，用明晰簡要的語言闡述自己的見解。蔡沈認為二帝三王治理天下的根本原則在於「道」，而「道」又源於二帝三王之本心。因此，如果能夠探求二帝三王講求治道的本心，則治理天下的原則和方法自然就可以明確。蔡沈在書中反復申論聖人之心就是德仁敬誠，是宋代學者援性理之學以入《尚書》者的典型代表。蔡沈特別維護傳道傳心的聖賢人物形象，尤其對《尚書》中佔有重要篇幅的周公，通過辯疑、考訂、駁斥等方法來新釋周公事蹟，再造了一個符合儒家修齊治平理想聖人氣象、具有高尚政治道德的周公形象。蔡沈用簡明的文字詮釋《書經》，以得帝王謨誥之旨，此書修成之後，成為《書》學尊主，為學者宗之，與朱熹的《周易本義》、《詩集傳》胡安國的《春秋傳》等書並列為官書，為科舉所依據，成為元、明、清三代士人必讀課本。從宋末到晚清，擁蔡與反蔡，補訂與詰難，圍繞《書集傳》展開的論爭一直是《尚書》研究的主要內容。蔡沈之子杭（或作抗）在淳祐七年（1247）向朝廷進呈的此書，據《四庫提要》稱這個本子的《書集傳》由三部分內容構成：〈集傳〉六卷，〈小序〉一卷，〈朱熹問答〉一卷，沒有孔安國所作《書》大序。後來〈小序〉和〈朱熹問答〉或有增刪。《書集傳》中的「二典三謨」曾經朱熹生前手定。現今常見的傳世本主要內容由蔡沈自序〈書集傳序〉和六卷〈集傳〉構成，通行的版本有清代武英殿本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武英殿本曾在民國二十四年（1936）由世界書局影印出版。
撰稿人：古麗巍
作者簡介
蔡沈 (1167～1230)，字仲黙，號九峰，建州建陽（今福建建陽市）人，為南宋大儒西山先生蔡元定第三子。蔡元定曾師事朱熹，朱熹考問其學術，一見之下大驚，認為元定此時的學術造詣非常之高，不應在自己弟子之列，而應為老友，於是朱熹與元定對榻講論諸經奧義，常至深夜。對於經典中的奇辭奧義，蔡元定多能討究其義，洞見義理，對禮樂、制度尤為詳熟，深為朱熹所欣賞，在蔡元定解經之後，朱熹往往只稍加裁度。朱熹與蔡元定亦師亦友，至易子而教。蔡沈生長在這樣的學術環境中，既有家學淵源，又得師承於朱熹，少年時便博覽群書，打下了深厚的學術基礎。慶元二年（1196），韓侂冑發起黨禁，其父被列為黨魁，遠貶道州，蔡沈隨往。道州地處偏僻，物質匱乏，生活十分清苦，但元定父子相對，常以探究理義自怡，不改其樂，自此蔡沈學問更加精熟。慶元四年，其父亡歿，蔡沈帶着父親的靈柩，徒步護喪返鄉。道途之中，不斷有人贈以川資，均被蔡沈以「吾寧隨所止而殯，不忍累先人」為由婉拒，寧可窮困自守，道斃途中，也不願其父聲名有所累。返回建陽後，蔡沈隱居於九峰山，建廬峰精舍，潛心著述，學者稱九峰先生。紹定三年（1230），蔡沈卒，年六十四。明正統年間追諡文正，封崇安伯。蔡沈一生著述不多，僅有《書集傳》六卷、《洪範皇極內篇》二卷。
蔡沈一生不求科舉之業，其父亡歿時僅三十餘歲，卻屢次拒絕舉薦出仕，唯一心讀聖賢之書。朱熹晚年想要與諸弟子共同訓傳諸經，對《易》、《詩》皆有《集傳》，獨《書》沒有寫成《集傳》，朱熹臨終前鄭重囑託蔡沈為《尚書》作集傳；此外，《洪範》之數，久失其傳，學者多不能通曉其意，唯獨其父元定對此書甚有心得，但還沒有形成著述，遂把成書的希望寄託給蔡沈。蔡沈深受父、師的重托，潛心研讀《書經》及〈洪範〉篇。此後蔡沈數易其稿，費十年之功，終於完成《書集傳》及《洪範皇極內篇》二書。
蔡沈的宇宙觀，受其父影響，認為天地萬物皆由數產生出來，數是世界萬物的本原。蔡沈還用九九推進法，把天地萬物的變化和多樣性歸結為數的表現。這些哲學思想，集中體現在《洪範皇極內篇》中。蔡沈的理學觀念，體現在《書集傳》中。宋代一直重視《書經》的研究，北宋前期，《尚書》學研究承繼漢唐舊制，專注於章句訓詁，堅持注不破經，疏不破注的解經傳統。但經學發展由唐至宋，已經趨於衰落，無法推陳出新。自慶曆以後，北宋新儒家獲得發展，新風日盛，逐漸擺脫了章句、傳注漢學訓詁傳統，懷疑經傳，甚至懷疑經典本身。於是要求回歸原典，完善經典，棄傳求經，偏重以義理解經，發明二帝三王用心之要，考定序文，剔除一切神秘怪談，著意於治亂興亡，參酌古今，發明聖人本心。《書》學研究在這種大的學術環境下也獲得了新的發展，此以王安石荊公新學為代表。王安石《三經新義》中的《尚書新義》就是宋學對《尚書》新的解讀。不過，此書失於穿鑿，中間又夾雜刑名之學，為當時學者所詬病。至南宋孝宗朝以後，《書》學的研究開始注重漢學與宋學的結合，既注重章句注疏又注重義理闡發。朱熹《書》學，繼承了周敦頤、邵雍、張載、二程的理學體系，在治《書》理念上，把《書》作為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治《書》就是要求得聖君賢臣德仁敬誠之心，以達成修身、齊家、治平天下的境界；治《書》的具體方法，注重漢唐典章制度，考據訓詁的同時，也注重宋儒申疑辨偽，闡釋義理的方法，力求不存成見，不穿鑿附會。朱熹的這些觀點成為蔡沈為《書》作集傳的根本原則，而《書集傳》則比較全面地反映了朱熹治《書》的理念、方法和成就。在朱熹學派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蔡沈起了重要作用。
蔡沈在《書集傳序》中稱，《書經》艱深，是因為二帝三王治理天下的原則方法均備載於此書中，一般的人很難理解這些治理天下的原則方法，何況宋代距離二帝三王已遠，若欲講求此書本意，更加難上加難。蔡沈對《書》詳加考察，辨別今文經與古文經的異同，考究大序、小序的訛誤，沉潛其義，參考眾說，融會貫通後再闡述自己的見解，文字簡明，闡釋精當。蔡沈認為二帝三王治理天下的根本原則在於「道」，而「道」又源於二帝三王之本心。因此，如果能夠探求二帝三王講求治道的本心，則治理天下的原則和方法自然就可以明確。蔡沈此書，確實以發明二帝三王羣賢用心之所在為主旨，認為「精一執中」是堯、舜、禹相授受的心法；建中建極，是商湯、周武王相傳授的心法。至於德、仁、敬、誠說法雖然不同，但內在道理是相同的，都是要講求本心。禮樂教化、典章文物，是本心的外化形式。若欲天下治，則要本心正，天下亡，則由於本心亂。因此，天下治、亂的根源，就在於是否能夠發明本心。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就不能不探求其心，而求心的方法，就是要研讀《書經》，這才是《書經》的真實價值所在。蔡沈的這些觀點，不墨守陳規，博考通人，下筆時有新識，確實能超越群儒之上，多能發先儒未發之言，是援性理之學以入《尚書》的典型代表。從宋末到晚清，擁蔡與反蔡，補訂與詰難，圍繞《書集傳》展開的論爭一直是《尚書》研究的主要內容。
蔡沈除了留意經學外，其文學上亦頗有造詣。蔡沈為文長于論辯，講究義理。蔡沈的詩作，早年傾慕唐代李白的詩歌風格，晚年則推重晉人陶淵明與唐人韋應物的詩風。總之，其詩文重在吟詠性情、摹寫造化，與朱熹感興諸作相似，並不非意在寫詩，而更注重闡發義理。
蔡沈生平事蹟，見載於南宋大儒真德秀為蔡沈所作《九峰先生蔡君墓表》，存在《西山先生文集》之中；《宋史》有傳，附於蔡元定傳後；《宋元學案》中以蔡沈單獨列為「九峰學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