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禮正義
內容介紹
《周禮》六篇原名《周官》，西漢末劉歆為國師改立為周禮，經東漢鄭玄作注，唐賈公彥作疏，遂為定本。此書以周代職官三百六十之從屬與職掌作為主要內容，分《天官塚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篇，（其中《冬官》一篇在漢初已佚，補以《考工記》，雖經前人不斷研究，但始終沒有博通之作出現，從書名、作者、成書時代乃至於內容，都還有許多疑義尚待處理，有鑑於此，孫詒讓便立志為《周禮》作疏，《周禮正義》於焉逐漸成形。
清同治十一年（1872），孫詒讓開始著手編輯工作，翌年草成《周禮疏》，至光緒十四年（1888）張之洞集刊清朝經疏向孫詒讓徵《周禮正義稿》時，孫氏仍未完稿，到光緒十六年（1890），他便帶著稿本數十冊，往湖北張之洞官署互校並在之後繼續進行修改，光緒二十五年（1899）八月，詒讓撰《周禮正義•自序》及《凡例》。又經友人黃紹箕、費念慈協助校勘，至光緒二十九年（1903）二月，樊棻謀以《周禮正義》鑄鉛版。光緒三十一年（1905）夏，歷時二十餘年、稿凡數易的《周禮正義》（八十六卷）遂得刊成問世（孫詒讓有自校初印本，計十六冊），即通行之乙巳本。
《周禮正義》內容主要參照了《爾雅》及《說文》作為訓詁上的依據，並以大小戴禮記作為旁證考證周禮所記之制度，甚至藉由《孟子》的記載，闡釋「《周禮》之制」與「周制」的關係。其序中說：「博采漢唐宋以來，迄于乾嘉諸經儒舊詁，參互證繹，以發鄭注之淵奧，裨賈疏之遺闕。」可見孫氏注疏之謹慎態度與他想達成的目標。而得力於孫氏博采群書，使《周禮正義》長於古義古制，並融通三禮，且於內容上不拘泥於「疏不破注」的傳統，折衷諸說，並能吸納各家的優點，以求闡發《周禮》真正之意義。梁啟超先生在其《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說：「釋經語極簡，釋注語極詳。」、「多存舊疏，聲明來歷。」又說「雖極尊鄭注，而不墨守迴護。」綜觀全書，可見其組織之嚴密、依據之詳明，梁啟超將之推為清儒諸新疏之冠。
除了因《周禮》本身有許多疑義尚待釐清而使孫詒讓立志作疏，孫氏作此書的原因在於欲拯救時弊，希望能闡揚《周禮》中政、教兩大端的經世精神以對國家有所助益，在他眼中，《周禮》乃是周代禮法制度大成，《周禮正義略例十二凡中》稱：「周代法制所總萃，閎章縟典，經曲畢晐」，他主張後代認為周禮之制度有缺陷導致周代後期的動亂並產生禮崩樂壞的結果是因為施行者的鄙陋，並非周禮本身有問題。這點在《周禮正義》序中可清楚看到。
《周禮正義》已巳本自光緒三十一年（1905）問世以來，甚受學者的注目與推崇，例如梁啟超、洪誠、吳廷
ㄒㄧㄝˋ﹔xie燮等人，孫詒讓對《周禮》研究的「史學」成就雖然不如他之後的學者，但他對《周禮》所作「經學」研究，意圖藉此「經世濟民」的用心，卻是與他之後所有學者都不同的。在版本方面，主要有幾種：一為1931年武昌篴湖精舍以楚學社本《周禮正義》補校刊行本，即湖北刻本，《續修四庫全書》即據該本影印；二為1933年商務印書館鉛字排印的《萬有文庫》本；三為1936年上海中華書局以仿宋體印行的《四部備要》本，中華書局1998年出版的《清人注疏十三經》即據該本縮印；四為王文錦、陳玉霞二先生重新整理的點校本，由中華書局於1987年出版，即《十三經清人新疏》本，並於2000年重印，甚便利用。此外，此書的稿本，仍存於溫州圖書館、溫州博物館和杭州大學圖書館。作為後代研究《周禮》的重要學術資源，《周禮正義》之功甚鉅，孫詒讓於此成就自然功不可沒。
撰稿人：李慈恩
作者簡介
孫詒讓(1848~1908)，字仲容，幼名效洙，又名德涵，號籀廎，浙江溫州里安人。生於道光二十八年，卒於光緒三十四年。享年六十一歲。是晚清有名的經學家，也是近代新式教育的開創者之一。與俞樾、黃以周合稱清末三先生。
孫詒讓生於書香世家，自幼好學。的啟蒙老師便是他的父親孫衣言，孫衣言是道光三十年(1850)的進士，入翰林院。因此孫詒讓五歲時，就與雙親來到北京，跟隨父親識字讀書。九歲學習《周禮》，十歲開始旁涉群書，小小年紀竟以閱覽《漢魏叢書》為樂，著實驚人。咸豐八年(1858)，孫衣言被派任為安徽安慶知府，孫詒讓也北京回到故鄉里安。
十三歲開始學習校讎之學，孫詒讓竟就仿效寫成《廣韻姓氏刊誤》。十六歲讀了江藩《漢學師承記》，以及《皇清經解》，明瞭接觸到清儒治學的家法、義例等觀念。竟然就在十八歲時，學著以此治學精神，寫出《白虎通校補》一書。
可是如此勤敏的孫詒讓，卻始終考不上進士！光緒元年(1875)，當他第三次應禮部試，落榜之後，孫詒讓從此斷了考取功名的念頭。他專心著述，同時為了新式教育的推廣，勞心勞力、奔走奉獻。從同治七年(1868)至光緒五年(1879)，孫詒讓跟著當官的父親來往於江蘇、安徽、湖北三省，使他有機會認識、結交許多具有新思想的官場大員與學者名流，尤其是俞樾、張之洞兩位，對孫詒讓日後推廣新式教育與援救革命黨人，都有著極大的幫助。
孫詒讓相當推崇段玉裁、錢大昕、王念孫與王引之父子以及梁玉繩等學者。但考據學並不能限制住孫詒讓的治學方式，他曾說過：「自出家塾，未嘗師事人，蓋以四部古籍具在，善學者自能得師。」這是他個人學術之路的選擇。但當面對動亂的世局之時，孫詒讓則相當清楚的意識到，推廣新式教育的迫切性。
面對西方列強在中國予取予求的情況，孫詒讓體認到，國民的的教育程度，關係到國家未來的盛衰。因此他強調，提供幼童初等教育的小學，必須要隨地廣設，務使每個學齡孩童都能受到教育。為了實踐這個理想，孫詒讓四處奔走、籌措資金，先後在溫州十六個縣，成立了三百多所學堂。為浙江省的近代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可說是地方啟蒙運動的先驅者。
中日甲午戰爭開打之後，孫詒讓毅然擔當了里安縣籌防局總董的重任，他向浙江巡撫指出六項必須立即辦理的要務：包括「堵塞海口、修理城垣、建築炮臺、購辦軍火、清查保甲、籌捐經費」，可是卻未得到即時的回應。 等到甲午戰敗，孫詒讓感受到，清朝政權有太多需要改變的積弊，因此他痛切陳言，上疏朝廷，寫下《變法條議》四十條，除了實際的練兵、提振經濟等建言，他還大膽提出「罷廢跪拜朝儀、裁撤內務府和太監、設立議院、准許人民言事」等改革封建制度的言論。當時的兩江總督盛宣懷，扣住孫詒讓的奏書，遲遲不敢上陳。也因此，孫詒讓終於了解，清朝政府的下詔改制，只是欺世之舉。
此後孫詒讓專心推廣新式教育，創辦實業公司廣設工廠，晚年還籌辦團練，藉此抵禦外侮、維持鄉里安寧。至於清朝的功名利祿，他則一概不取。清廷詔開經濟特科，多名內閣大臣舉薦他，他都推辭。禮部聘徵他為京師大學堂監督，以及禮學館總撰，這是跟教育還有《禮》學有關的領域，但孫詒讓依舊堅辭不赴。將全部的心力精神，都放在興辦學校培育人才與經營實業富強民生。力求開通民智，以挽救民族命運。光緒三十四年(1908)，孫詒讓病逝。 綜觀孫詒讓一生，他是位學術紮實的經學家，也是位百年樹人的教育家，還是一位與社會脈動緊密結合的實業家。而這三種角色，他都發揮到極致，內聖外王，不偏不廢且成就斐然。
學術方面，代表作《周禮正義》，被認為是清朝解釋《周禮》最精審詳備的作品。他所校注的《墨子》，讓千百年來注釋疏略、版本錯漏的《墨子》一書，重見光明，他也被時人譽為「現代墨子復活」。《契文舉例》一書，則是晚清第一部研究甲骨文的著作，對殷墟甲骨文字的研究，有著開山之功。
他的治學途徑，是以校讎學和文字學做為基礎。因此往往能以古人的語言解釋古人的著作，並能根據文字學基礎，精準校勘古籍，避免牽強附會或泥從成說的弊病。章太炎讚譽他為「三百年絕等雙」。而他的外王成就，更是難得可貴，值得尊崇。孫詒讓儘管出身書香門第，父親也常年為官，但並非財力雄厚到足以辦校興學，但他因著對家、國、民族的親誠忠愛，奮力為之。充分發揮墨家苦志力行的實踐精神，闢農地，改進農桑。成立礦務與輪船公司，廣設工廠，增加工作機會，刺激經濟振興。總言之，就是進行各種實業活動求取經濟利潤，以便支撐多所學校的順利運轉。
同時，孫詒讓不但提供孩童就讀機會，他也開辦了師範教育學校，培養師資，對於清末民初的浙江基礎教育，有著不可抹滅的貢獻。他過世的時候，地方人士為他在溫州師範學堂開追悼大會，前來弔唁者，竟多達八千餘人！可見孫詒讓是一位多麼受到敬重的學者大儒。
他留下的著作極多，除了前面敘述過的幾部經典作品之外，還有：《六曆甄微》、《溫州經籍志》、《溫州古甓記》、《古籀拾遺》、《劄迻》、、《周禮三家佚注》、《逸周書*補》、《大戴禮記*補》、《周禮政要》、《九旗古義述》、《古籀餘論》、《契文舉例》、《名原》、《學務平議》、《學務枝議》、《尚書駢枝》、《籀廎述林》等。草創未就者尚有《經迻》、《四部別錄》、《漢石記》、《古文大小篆沿革表》與《尚書駢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