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宗周，字起東，浙江山陰(今浙江紹興)人。生於明神宗萬曆六年(西元一五七八年)，卒於清順治二年(西元一六四五年)，年六十八。因紀念未曾謀面的父親秦臺公，故號念臺，學者又稱念臺先生。由於家居蕺山，也在此講學，所以又稱蕺山長、蕺山先生、山陰先生等。晚更號克念子，有勵學之意。明魯王賜諡忠端，唐王賜諡忠正，清乾隆四十年又賜諡忠介。
　　在宗周出生前幾個月，父親便因病過世，母親本準備抱著女兒和腹中孩子一起殉節，被父親南洲公曉以大義而阻止，後來因劉家家貧，便寄居在娘家撫養遺孤。在宗周的成長過程中，母親的庭訓及外祖父南洲公的師範，可謂影響甚大。母親對宗周的管教十分嚴格，往往一有過錯就加以責備。宗周十歲跟著南洲公讀書，後來南洲公到百里外的壽昌授課，為使學業不間斷，母親對於身體狀況不好的宗周還是勤加督促，命他長途跋涉，三至壽昌讀書。而南洲公對宗周除平日講學外，於吃飯時也常論及一些古人忠孝節義之事，使宗周自幼便對這些賢哲興起仰慕效法之心。
　　此外，在宗周學習歷程中還有一個重要的老師─許孚遠。宗周是在母親逝世後才經人介紹認識許孚遠，曾向他請問為學之要，許孚遠告訴他「存天理，遏人欲」；又請他為母親作傳，許孚遠於傳中同樣勉勵他「謹身節欲」；另外許孚遠還提醒「為學不在虛知，要歸實踐」。雖然宗周與許孚遠見面論學的時間不長，但此存理遏欲、重視實踐的為學精神，宗周時時銘記在心，也成為其一生的課題。
　　宗周二十歲通過鄉試，二十四歲考上進士，二十七歲授官行人司行人，開始踏上仕途，期間經萬曆、天啟、崇禎三朝，歷任禮部主事、光祿寺丞、尚寶司少卿、太僕寺少卿、通政司右通政、順天府尹、工部左侍郎、吏部左侍郎、左都御史等職，但真正立朝的時間僅四年，這都是因為其「清正敢言」的態度，導致幾次求去，或是被革職。比如他曾上疏天啟皇帝，參劾宦官魏忠賢、保姆客氏，因而得罪當權者；也曾多次上疏崇禎皇帝，痛陳朝政之弊，勸其宜躬行聖學、廣開言路等，結果常不是被嫌迂闊難施，就是惹得皇帝震怒。但是，宗周並不因此就有所畏懼，仍是堅守道義，直言不諱。
　　不過，明朝終究仍是無法抵擋衰頹之勢，內憂外患頻起。崇禎十七年，李自成攻陷京師，崇禎皇帝自縊。逢此巨變，宗周自是相當痛心，本欲殉國，經學生勸說後，開始多方尋求復興機會。先是號召義兵會師討賊，卻未能獲得有力支援，後把希望寄託在福王、潞王身上，亦未能成功。最後，宗周不顧親友弟子勸阻，決意殉國，先是投水自盡不成，後又絕食，剛開始還喝點茶水，最後滴水不進十三日後過世。臨終前，口不能言，卻還拿筆寫個「魯」字，即問魯王監國之事，可見其內心始終掛念著國家社稷。
除了關心國家朝政之外，宗周在野時，也十分勤於講學、著述。在講學方面，其曾授書於大善寺僧舍、朱氏解吟軒、陳氏石家池、韓山草堂等，也曾與陶奭齡於石簣書院共同主持證人講會，教人體證人之所以為人之意，但最後因為學宗旨不同而告終。在著述方面，宗周的著作相當豐碩，代表作有《論語學案》、《周易古文鈔》、《人譜》、《人譜雜記》、《讀易圖說》、《聖學宗要》、《證學雜解》、《原旨》、《學言》等。弟子董瑒編有《劉子全書》，清初沈復粲編有《劉子全書遺編》，兩書較為全面地收錄宗周作品。目前最完善的標點本則為臺灣中研院文哲所，以及大陸浙江古籍出版社各自編訂的《劉宗周全集》。
　　基本上，宗周思想主要是對王學流弊作進一步反省，並將前人支離之說一一加以批評，希望重回孔孟的合一之學，如此便能「證人」，而其所主張的為學宗旨就在「誠意慎獨」。簡單地說，宗周以為人在現實的道德實踐中需要有非常嚴謹深刻的反省，才能使自己的心真正表現出心之所以為心的內容，而「誠意慎獨」就是一種很深切的修養工夫。宗周用「意」來講心的主宰義，能好善惡惡，就像指南針永遠指著定向一樣；用「獨」來說心內在本有的至善性體，自然就會作用，就像春夏秋冬的流行一樣。所以人只要順著心本來的樣子，就能指引出正確的方向而做出道德的行為。不過，要達到這種境界，並非容易之事，所以宗周十分重視所謂「改過」，強調隨時隨地都要「誠意慎獨」，而工夫若下得愈深，對於心的體會就愈明。
　　由於宗周思想融合了前儒之說，故向來被視為宋明儒學的殿軍。弟子黃宗羲也繼續傳承宗周學問，不只重開證人講會，弘揚宗周之學，還編纂《明儒學案》，此書就是本著宗周思想來評論各家學術。同時黃宗羲更進一步融通經史，開啟了清初浙東之學，此可說是順著宗周學問而轉出新面貌。由此可看出宗周在思想史上承先啟後的重要地位。除了對儒家心性之學有更精深的闡發體悟外，宗周更將這套學問落實在具體的生命中，而展示出一堅毅剛正的人格典範，給後人極大的影響。如黃宗羲就曾說過，浙中原本風俗頹弊，不分是非曲直、不知忠孝節義，但明亡時，此處卻出了很多忠義之士，宗周於此實有提振風氣之功。由此可見宗周對於人心的教化感召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