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經新義》意指《詩經新義》、《尚書新義》和《周禮新義》。書由北宋官方下詔修撰，宋神宗熙寧六年，命王安石設置經義局，與呂惠卿、王雱等同修《詩》、《書》、《周禮》義，《詩》義、《書》義雜出眾手，經安石詳定，而《周禮新義》更為王安石手自撰寫。八年書成，其副本送國子監鏤板頒行天下，是為《三經新義》。

《三經新義》修撰前，宋神宗曾與王安石有一段論議。神宗曰：「經術今人人乖異，何以『一道德』？卿有所著，可以頒行，令學者定於一。」安石曰：「《詩》已令陸佃、沈季長作義。」上曰：「恐不能發明。」安石曰：「臣每與商量。」此大致可見神宗詔撰《新義》時的初衷，以及《詩經新義》的修撰情況。學官的頒行，科場的行用，使得《三經新義》在當時影響很大，由於和王安石的密切關係，這三部書也伴隨着國家政治形勢的起伏變化而隱顯升沉，最終都沒有完整地流傳下來。《周禮新義》有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錄出的輯本，《詩經新義》有邱漢生所作輯注，程元敏先生對《三經新義》作了詳盡的輯佚，成果見於其所著《〈三經新義〉輯考彙評》一書。

從漢唐到宋代，儒家經典的註釋範式發生了很大變化，作為這一轉變中的重要著作，《三經新義》無疑對理解這一變化過程、理解王安石經學十分重要。雖然牽連着複雜的政治因素，《三經新義》無疑也是嚴肅的經學著作，其中對經典解釋的發明，當時的學者都是推崇有加的。朱熹就曾說：「新經儘有好處，蓋其極平生心力，豈無見得著處？」因舉書中改古注點句數處云：「皆如此讀得好；此等文字，某嘗欲看一過，與摭撮其好者，而未暇。」（《朱子語類》卷一三〇）。就文本保留較為完整的《周禮新義》而言，王安石在自己的經典解釋中寄予了比較高的政治期許。對其評價，歷代一直褒貶不一，相較之下，全祖望的觀點或許比較公允：「荆公解經最有孔鄭諸公家法，言簡意核。惟其牽纏於《字說》者，不無穿鑿。」《周禮新義》對後來的《周禮》學著作多有影響，「王昭禹、林之奇、王與之、陳友仁等注《周禮》，頗據其說，《欽定周官義疏》亦不廢採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直到孫詒讓的《周禮正義》，對於此書的發明也有所採用。

撰稿人：馮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