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書過程與架構
《春秋公羊傳》，又名《公羊傳》、《公羊春秋》，與《春秋左傳》、《春秋穀梁傳》並為「《春秋》三傳」。
《春秋公羊傳》的內容源自於戰國時代儒家學者師生之間的口頭傳授，所以關於這本書的成書經過，歷來有許多爭論。根據唐代學者引東漢戴宏〈春秋序〉的說法，《公羊傳》是卜商傳授給公羊高，其後公羊家父傳子，子傳孫，到了漢景帝的時候，公羊壽與學生胡毋子都將這本書寫定於竹帛，因此舊說認為作者是公羊高。但是這個說法由於有不合情理之處，資料來源也不明，所以真實性備受質疑；《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更詳加考證，認為《春秋公羊傳》的內容其實集合了許多儒者的說法，不盡然是公羊氏一人、一家之說。所以目前所知道的是，《春秋公羊傳》是戰國某一派的儒家學者所傳之學，其間不停發展、增修，到了漢景帝的時候才由公羊壽等人寫定成書。

《春秋》三傳都依循經文的體例，以年為編次，但是三傳的範圍略有不同：《左傳》的經文到魯哀公十六年（孔子過世之年），傳文寫到哀公二十七年；而《公羊傳》與《穀梁傳》的經傳則都止於魯哀公十四年（B.C.481）。（哀公十四年，魯人在西境捕獲一隻麟；《公羊傳》認為，由於麟是一種象徵仁德的神獸，這起事件讓孔子感嘆「吾道已窮」，於是就此輟筆。）

◎解經方式、內容與價值
相較於《左傳》重敘史，較少直接解釋經文，前人謂之「以事解經」；《公羊傳》、《穀梁傳》則主要以設問應答的方式，逐字逐句解釋經文的意義，敘述及史事，前人謂之「以義解經」。孔子根據魯史裁成《春秋》經，本就寄託了善惡褒貶之意（參見《春秋左傳》條），司馬遷在《史記》自序中即載孔子之言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但是《春秋》所記述的人事不遠，直刺直諷，儒者不輕為，所以文字委婉而含義深遠，即《左傳》成公十四年傳文所稱：「《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至於其中寓意的闡發，就在教學中與學生說明討論。「《春秋》三傳」所要闡發的都是《春秋》的微言大義，只是《左傳》的方法是敘述其事，《公羊》、《穀梁》的方法則是解釋其文。

「三傳」不只解經方法有異，詮釋的方向也並不盡相同。《公羊傳》重名分、重道義、重微言；重名分源自孔子「正名」的政治主張，重道義源自《春秋》對於社會秩序的關切，重微言則是想要發掘《春秋》沒有明言的旨意。只是由此三者發展下去，一是加強了「尊君」，並融入了建立大一統王朝的思想；二是提出「孔子為漢制法」之說，認為《春秋》是聖人為漢代所作，遵行便可讓天下太平；三是認定《春秋》「一字褒貶」，因此詳究字義之外，又細密地逐字逐句分判善惡褒貶。這三點是《春秋公羊傳》內容上的特色，並因此形成東晉《春秋》學家范甯所稱「辯而裁」的解經風格。（惟戰國至漢代的《公羊傳》學屬於齊學系統，因此解釋中帶有許多齊學重視的陰陽五行及讖緯之說，此為當時學術風氣，識者可察。）

《春秋公羊傳》對於漢代社會有非常大的影響力。一方面是被列為官方之學，許多漢代學者的思想都受到《公羊傳》的影響，如司馬遷將孔子寫入「世家」，應該就是受到「《公羊》學」以孔子為「素王」之說的影響。再者，漢代人因此將《春秋》當作國家施政立法的根據，於是舉凡國家制度、政治決策、刑罰決獄，都從《春秋》中尋找可用的文句加以推衍、應用；只是，論者到後來往往只是援經文以證己說，未必真的依循儒家之學的精神，並且也發生了許多弊病。下至晚清，《公羊傳》第二度對於現實政治產生重大影響。晚清時候有常州公羊學派，當時許多重要學者，如孔廣森、莊存與、劉逢祿、龔自珍、魏源、康有為等都出於其中，後來康有為更藉由《公羊傳》的政治思想，對應時局，發起變法改革，掀起近世之政體巨變。因此可以說，《春秋公羊傳》是參與了中國歷史上兩次重大的政治體制變革的重要經典。

◎新校、新譯標點本
何休注、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臺北：臺灣古籍。
雪克注譯、周鳳五校閱：《新譯公羊傳》，臺北：三民書局。
李宗侗註譯：《春秋公羊傳今註今譯》，臺北，商務印書館。


撰稿人：吳曉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