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編撰的《通典》，是中國第一部記載典章制度的通史。全書共兩百卷，分為九門，依序為食貨（1-12卷）、選舉（13-18卷）、職官（19-40卷）、禮（41-140卷）、樂（141-147卷）、兵（148-162卷）、刑法（163-170卷）、州郡（171-184卷）、邊防（185-200卷）。承襲父親鍾愛文學習性，杜佑即便身居要職，依然嗜學如命，每每秉燭夜讀，博覽群書。他在《通典》序文內，稱自己「性且蒙固，不達術數之藝，不好章句之學」，但也就是這份「固執」，能夠支撐身經安使之亂的杜佑，「以富國安人之術為己任」，參考各代書志體例，從唐代宗大歷初年（766）開始撰寫，一直到唐德宗貞元十七年（801）時著成《通典》，費時三十六年後，上表進呈。

在實際書寫之前，杜佑曾先研究唐代史學家劉知幾之子──劉秩所著《政典》。劉秩摭拾諸子百家之言，模仿《周官》體例，分門別類，成三十五卷的大作，為當世稱賞。而杜佑於閱畢之後，詳加揣摩，認為條目未有完盡，廣泛補充缺失之處，參校更新，博取經史諸子、漢魏六朝文集、奏疏文獻，以類相從，舉凡歷代沿革，皆記載在內。曾在德宗建中初年，擔任戶部侍郎判度支，專門管理「錢、穀、鹽、鐵」、軍興饋漕等事情的杜佑，深知連年用兵，「民困賦乏」的嚴重性，所以《通典》全書即以「經濟」作為政治、德教的根本。他在序文寫道：

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

因此，《通典》九門，以「食貨」為首，而食貨又以「田制」為首，十足展現儒家以農為本的主張。除以經濟為本，杜佑以「禮」為「先王承天之道，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聖人以禮示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禮」之門，篇幅居全書之半，重要程度可見一斑。

杜佑對於經濟、制度的重視，以及此間顯露的「經世致用」之思，無一不是透過「歷史處於不斷的變化之中，古今形式各有差異，不能固守古道」的史觀出發。從虞唐始，到唐朝代宗、肅宗，考察歷代典章制度沿革，略於遠古，詳於當世，薄古厚今地在唐代部份，用了四分之一以上篇幅的來書寫，成就了中國第一部論述歷代經濟、政治等方面的典章制度，並結合編年與紀傳二體，開創了二者並列的典制體例。其書不僅風行當代，亦影響後世深遠：「三通」、「續三通」、「清三通」，乃至於「十通」，皆完全仿照《通典》體例。除其本身所確立下的典制體體例，之後另一種制度史──「會要體」的出現，也是受其影響而出現。馬端臨稱《通典》「綱領宏大，考訂該洽，固無以議為也」，正是如此！

撰稿人：陳讚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