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成全書
內容介紹
《王文成全書》可說是了解王守仁的思想與生平最詳細的資料。由《傳習錄》、《文錄》、《續編》、《附錄》四部分組成，這些著作在集結之前，大多經過數次增補刪訂，亦曾單獨刊行，最後在隆慶六年（西元1572年），由御史新建謝廷傑彙整編定，刊刻印行，成為現今所見之《全書》。以下分別敘述各部分成書經過：
一、《傳習錄》
現存《王文成全書》中的《傳習錄》共分上、中、下三卷，上卷為弟子記錄陽明講學內容的語錄；中卷則集結了陽明已刊刻的論學書信；下卷為門人所蒐錄的陽明遺言。此三卷分別有其成書過程，之後才合刻出版，成為現今《傳習錄》的樣貌。上卷合徐愛、薛侃、陸澄所輯錄的講學內容，並由薛侃刊刻，原名為《傳習錄》；中卷則為南大吉所輯，錢德洪再加以增補改動；下卷則是門人採錄，並經過錢德洪整理編輯，原名為《傳習續錄》。嘉靖三十七年（西元1558年），胡宗憲首次合三卷為一書，成為《傳習錄》之原初型態；隆慶六年（西元1572年），謝廷傑彙刻《王文成全書》時，又稍加增補刪減，便成為現今所見的版本。
二、《文錄》
《文錄》包含《正錄》五卷，分為「書」、「記」、「序」、「說」、「雜著」五類；《別錄》十卷，分為「奏疏」、「公移」兩類；《外集》九卷，分為「賦」、「詩」、「記」、「序」、「說」、「雜著」、「傳誌」七類。目次則按照時間先後排定。《文錄》內容較為駁雜，錢德洪既想發明老師思想的真義，又想留存與學問較不關的文字，因此加以編次，純粹講學明道的文章輯為〈正錄〉；其他的就輯為〈外集〉；至於奏疏之類的公文則另外輯為「別錄」。
嘉靖六年（西元1527年），鄒守益採錄老師文章，並由陽明自標年月，錢德洪編次；之後錢德洪又收集若干文字，這部分便附錄一卷於鄒守益所輯《陽明文稿》之後。陽明去世之後，錢德洪訃告同門，廣收老師逸稿，並與歐陽德等人增續彙編成《陽明存稿》數十卷。嘉靖十一年（西元1532年）錢德洪與黃省曾校定文稿，並分篇類為「正錄」、「外集」、「別錄」，共二十四卷，嘉靖十四年（西元1535年）由聞人詮刊行，名為《陽明先生文錄》。嘉靖三十六年（西元1557年），唐堯臣據胡宗憲之命重新刊刻。
三、《續編》
嘉靖四十年（西元1561年），錢德洪將陽明《上國遊》（作於弘治初年）編成《文錄續編》一卷，單獨刊行。嘉靖四十五年（西元1566年），錢氏又加上《大學問》（嘉靖六年成書，西元1527年）、《五經臆說》（正德三年成書，西元1508）及序、書、記、疏等彙編成《文錄續編》六卷。當時嘉興知府徐必進將《文錄續編》六卷，與陽明幼子王正億所編的《陽明先生家乘》（後改名為《世德紀》）合刻刊行。隆慶四年（西元1570年），錢德洪再將沈啟源編訂的《三征公移逸稿》、張峯於嘉靖二十九年（西元1550年）重刻之《山東甲子鄉試錄》（此文為陽明三十三歲主試山東時作）增補進《文錄續編》中，成為現今《全書》中《續編》的樣貌。
四、《附錄》
《附錄》主要包含《年譜》與《世德紀》，《年譜》除了正文，還附上沈啟源所蒐羅，錢德洪、王畿等人所著的〈年譜序〉五篇，以及鄒守益、羅洪先等人所著的〈論年譜書〉二十篇；《世德紀》內容包括《陽明先生家乘》，以及陽明先生之墓誌銘、行狀、祭文等。
《陽明年譜》最早由薛侃、歐陽德、黃弘綱、何性之、王畿、張元沖蒐集材料，鄒守益匯整。嘉靖二十六年（西元1547年），錢德洪寫成了一部份，十年後續完，並著成《王陽明先生圖譜》一書。嘉靖四十一年（西元1562年）羅洪先對《圖譜》加以增補潤飾，隔年由胡松、王健初刻刊行。隆慶二年（西元1568年），錢德洪又再增訂《年譜》，並補了《年譜附錄》，收錄沈啟源所收集的〈年譜序〉、〈論年譜書〉等數篇文章。
大體而言，《全書》是由《傳習錄》、《傳習續錄》、《陽明先生文錄》、《陽明先生文錄續編》、《陽明年譜》、《世德紀》等作整合而來，隆慶六年（西元1572年），謝廷傑將這些著作匯集，並稍微調整了整體的架構，共合三十八卷，付梓刊行。（《王文成全書》的成書過程與相關考證問題，可詳參錢明先生所作〈陽明全書成書經過考〉一文。）
《傳習錄》與《文錄》的〈正錄〉，是理解解陽明哲學思想的最佳文獻；從他的奏、疏，則可見出其關於政治、軍略的想法；而陽明的詩賦也相當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便贊其詩「秀逸有致」，可見陽明雖志不在此，但年少時在辭章技藝用力之深。另外，《附錄》有關於陽明的年譜、傳記、行狀等，對於了解陽明的生平經歷、學術發展與家世淵源很有助益。如果對王陽明的學術、著作與生平有興趣，可以參考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四位先生編校的《王陽明全集》（共上、下兩冊），除了加以點校之外，也對原有的《王文成全書》有所整編，並增補相關資料，值得參考。
撰稿人：余姒倩
作者簡介
王守仁，字伯安，浙江餘姚人，曾在陽明洞築室隱居，故學者稱為陽明先生。父親王華是明憲宗時進士，官至南京吏部尚書。陽明生於明憲宗成化八年（西元1472年），卒於明世宗嘉靖七年（西元1528年），諡號文成，是一位集道德學術與事業武功於一身的大儒。他在內聖學上歷經曲折磨難而提出亙古不朽的「致良知」學，並且認為致良知要真切，必得「事上磨練」，因此，陽明的事功也可視為他篤誠實踐良知學的表現。
陽明從小就表現出才思敏捷與性情豪邁的一面，據《年譜》記載，陽明少年時便質疑私塾老師以讀書登第為第一等事，認為讀書學聖賢才稱得上第一等事；又曾出遊長城山海、居庸、嘉裕三關，飽覽塞外壯闊風光，由此興起經世濟眾之志。不過，雖然陽明這時萌發出學為聖賢、經世濟民的志願，但對於聖賢之所以為聖賢的核心精神，恐怕是還未能明白的。爾後，陽明遭遇了摸索、挫折與磨難，才真正走入儒家聖學之門，這一番經歷儘管曲折，但見出陽明面對生命意義的探索，是如何真誠不懈。
陽明十八歲時謁見了當時朱子學大家婁諒（字克貞，號一齋，為吳康齋弟子，1422-1491），很受婁諒所說「聖人必可學而至」的啟發；二十一歲時讀遍朱子的著作，看到其中說到「格物」有「眾物表裡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的句子，因就近有竹，便取竹格之，對著竹子沈思其中的至理，結果不但一無所得，還因此病了。陽明受此挫折，認為成聖之路不是人人有分可走的，便隨俗去從事文章技藝。到二十七歲時，陽明雖然在詩賦上頗有所得，但認為文章技藝畢竟無法通向至道，並非他的志向所在，此時讀到朱子說：「居敬持志，為讀書之本，循序致精，為讀書之法。」反省到以前讀得雖多，卻沒有循序漸進而日益精微，於是順著這個要領，讀書思考得就比較深入通貫了。儘管如此，陽明仍覺所得之理與自己的心終究無法相合，在沈鬱中更加感嘆聖賢之事於自己無分，便再次捨離朱子之學，轉向仙釋養生之學。到三十一歲時，陽明已潛心於養生仙佛之學，隱居日久，本想出離塵世，但因心中掛念父親與祖母，無法下定決心；一段時日之後，忽然領悟到，人之愛親乃出於內在本性，是無法斷滅的，便不再從事仙佛之學。這一點愛親之心，可視為陽明學問之隱隱萌芽。由此，陽明開始提倡身心之學，要人立志成聖，並在三十四歲時與湛若水（字元明，號甘泉，1466-1560）一見定交，共同以倡明聖學為志業；不過，「物理吾心，終判為二」問題的透徹解決，卻是在遭逢一場重大的危難中方才曙光乍現，自此他的成德之學真正發露而漸次全幅展開。
正德元年（西元1506年）明武宗繼位，宦官劉瑾弄權專擅，陷害忠良，陽明上疏營救南京科道官戴銑、薄彥徽等人，亦下詔獄，並被貶謫為貴州龍場驛驛丞。龍場在貴州西北方，地勢險峻、荊棘遍布，蟲蛇出沒，到處皆瘴癘之氣，和當地人語言不通，只能以土木搭建陋室居住，隨從也都病了。在這麼惡劣艱困的處境中，陽明日夜默坐澄淨內心，自問：「聖人若在這種處境，還能有的道是什麼？」一日夜半時分，忽然領悟到：「格物致知」的要旨在於「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以前往外在事物中求理，是本末倒置。這是陽明道德學術大轉關，從向外求理的路子，逆轉為向內自覺自己的良知本來具足，不需外求，本心良知便是至理。龍場一悟，陽明自此開啟了他成聖之學的大門。
黃宗羲（字太沖，號梨洲，1610-1696）的《明儒學案》提出陽明學成之後有三變，這並不是說陽明悟「格物致知」之後，在成聖之學上還有異質的轉變，而是在教人成德成聖的修養工夫上，有一逐步成熟的發展。首先，以「默坐澄心」為工夫，所謂「默坐澄心」，應指靜坐克己的工夫。正德五年（西元1510年），陽明三十九歲時，教門人靜坐。靜坐的目的是與紛雜之事物隔離，使平日散亂於外的心收斂回到自身，在此默證本有的道德之性。不過靜坐僅是一入手的暫時工夫，只是要人不被紛雜的人欲思慮困擾，使心專主靜定，但不能流於枯槁死寂。所以這裡要有進一步的克己去私工夫，不管寧靜不寧靜，念念去私欲、存天理。所以默坐澄心可以說是一對治毛病的工夫：既治外物紛雜，也對治人欲之私。工夫特色在於往內收斂，強調去私欲、存天理。其次，專提「致良知」。正德十六年（西元1521年），時陽明五十歲，初次拈出「良知」二字，以為良知一點破，則本體全幅洞見，可說是「學問頭腦」，並且良知人人具有，只怕不能當下肯認。而致良知工夫，無論動或靜、有事無事，總是依著本心良知之發用便是。並且，本心良知的呈現，也涵著知行合一的意義。良知之知，不是知識的認知，良知真切朗現，必定涵著篤實的道德實踐；道德行動無不精當，也必定涵著良知的鑒察。因此，知與行不可分先後。陽明整個學問核心便在「致良知」，梨洲認為陽明五十一歲以後工夫日益精熟，「時時知是知非，時時無是無非」，可說是第三變。時時知是知非，表示良知無不清明省察；時時無是無非，此時良知不落在相對的是非之中，純是良知自己之自然湧現流行，故「開口即得本心」，這可說是揭示出致良知工夫到最圓熟可有的境界。
陽明不只在道德學問上開拓出一成聖之教，他也有豐碩的事功。在劉謹伏諸之後，陽明升任江西廬陵知縣，七個月內便治理得宜；正德十一年（西元1516年）官至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地，至正德十三年（西元1518年）全數平定了南贛寇匪，並且在當地施行禮義教化。正德十四年（西元1519年），寧王朱宸濠謀反，陽明起兵平亂，並擒獲宸濠。嘉靖六年，陽明奉命征討廣西思恩、田州亂事，平定思、田之亂後，又平八寨、斷藤峽之亂，可謂事功彪炳。
綜觀陽明一生學術，從青年的多方尋索至專志於儒家成聖之學，自此至晚年，又有不同發明，多所轉折發展；晚歲十餘年，在兵務繁忙中，仍然講學不已，且體會越加深刻，學術規模亦越趨精熟，見出陽明致力於聖學如此。梨洲稱陽明學為「心學」，認為他扭轉了明初以來宗主朱學，即以心向外窮格事事物物之理，使心合理的路子，直接指出此心良知即是天理，不假外求，只要反身自覺即得，於是「人人有個作聖之路」。良知是成聖的內在根據，並且此根據普遍具在，如此一來，人人成聖的努力便有根源、有動力。陽明臨終之時，門人問遺言，他微笑說：「此心光明，亦復何言？」真可見到心學修養之灑落境界；而其所發明的心學亦開枝散葉，黃宗羲《明儒學案》的《姚江學案》以陽明為首，其下分列浙中、江右、楚中、北方、粵閩等五家學案，可見王學之盛。陽明歿後，隆慶六年（西元1572年），御史新建謝廷傑將已刊行的陽明語錄、著作及後人所作年譜、傳、序等，合刊為《王文成全書》，傳世於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