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湜，《宋史》無傳，根據葉適（1150-1223）《水心集‧櫟齋藏書記》及魏了翁（1178-1237）〈禮記集說序〉所載，可知其學術活動時期大約與二人相仿。《宋史翼》、《宋元學案補遺》有少數關於衛氏個人的記載，內容大同小異：其字正叔，崑山人，好古博學。除太府侍丞，將作少監，皆不赴。嘗集《禮記》諸家傳注為書一百六十卷，名曰「禮記集說」。寶慶二年（1226）上之，終朝散大夫，直寶謨閣，知袁州，學者稱為「櫟齋先生」。

此書的編纂，有衛湜對禮學深刻的責任，他恐怕唐孔穎達等纂定《禮記正義》後，諸儒異說從此散逸；又病當時學者抄襲前人經說以為己見，而世人不知其本；再加上宋朝經學大盛，惟《禮記》未見集大成的著作，因此博綜群籍，薈萃共計一百四十四家的詮解，耗費二十餘年的時間始成完帙。書中援引的經說，不僅採自專門著作，其他如文集、語錄、雜說及群經講論凡涉及《禮記》者，皆在蒐羅之列。

雖然王安石棄經（《儀禮》）用傳（《禮記》），造成宋儒研治《禮記》的風潮，但偏重於禮義的發明，對於名物制度的考證較不重視。《集說》為集大成性質的著作，其中搜羅宋儒的禮說，正可以反映此時期研治禮經的重點，在於檢討漢儒解經的方法；此時期研治禮經的特色，在於《禮記》哲學化。在我們的印象中，都認為宋儒疑經的風氣盛行，甚至動輒改經，而獲致後世學者對宋儒治學不嚴謹的批評，而忽略了宋儒治經的本心。「疑經改經」這樣的評論用語，容易引人誤會，與其說宋儒疑經改經，不如說他們所疑所改，是漢儒所認定的經書，宋儒想跨越漢儒所認定的經書，直接尋求先秦儒家經典的原貌。

《集說》保存了大量宋儒研治《禮記》的精華，成為明代胡廣等人修纂《五經大全》的主要根據，可見其保存文獻之功。書編成之後，在紹定四年（1231）刻梓印行。此後九年，衛湜仍繼續增訂《集說》的內容，孜孜不倦，「倘佯於書林藝圃，披閲舊帙，搜訪新聞，遇有可採，隨筆添入」（〈禮記集說後序〉），其中最特別的例子，是衛湜收錄了多條朱熹弟子楊復所編纂的《祭禮》的議論，此書作為朱熹《儀禮經傳通解》的續編，有完整的祭禮理論系統，正可說明上述宋儒治經的特色，但有清一代，卻與黃榦《祭禮》相混淆，世人皆不知《經傳通解》中的《祭禮》有兩種內容完全不同的版本。而楊復《祭禮》唯一的傳本，在清末民初為日本靜嘉堂所購得，今人更不知有此書的存在。如前所述，衛湜於寶慶二年撰成《集說》，紹定四年亦即楊復撰成《祭禮》的那一年刻梓印行，嘉熙三年（1239），《集說》重新刊刻增訂新版，此時楊復已去世兩三年。今本衛湜《集說》，於卷首「集說名氏」列「秦溪楊氏復，儀禮經傳通解續祭禮十二卷」（按：應為十四卷），書中所引用楊復的議論，當即在紹定四年至嘉熙三年之間，衛湜「搜訪新聞」所得。此例除可見《集說》保存文獻之功，亦可證明衛湜對禮學深刻的責任感。

撰稿人：葉純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