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為牟宗三先生於一九七九年七月於臺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化研討會」上的一篇講辭，由朱建民筆錄而成。發表於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的《中國文化月刊》第一期中，又收入一九八○年四月臺北臺灣學生書局出版之增訂新版《政道與治道》作為新版序，以及一九八四年三月臺北鵝湖出版社出版之《時代與感受》中。

全篇文章主要分為九個段落進行論述，各段落的標題與主要內容如下：
一、儒家的「常道性格」
儒家這個學問，從古至今，發展了幾千年，它代表一個「常道」－－恆常不變的道理。中國人常說「常道」，它有兩層意義：一是恆常不變，這是縱貫地講它的不變性；一是普遍於每一個人都能適應的，這是橫地講、廣擴地講它的普遍性。

二、儒家第一階段的發展
牟先生以為儒家在過去兩千多年中的「發展」。大體說來，可分成兩個階段，今天則屬儒家學術的第三階段。

儒家學術的第一階段，先秦儒家與先秦諸子齊頭並列，在漢朝「以學術指導政治，以政治指導經濟」那種局面下，儒家以經學的姿態出現，而盡了它的使命。魏晉南北朝隋唐這一個長時期算是歧出了，魏晉盛行玄學，仍是繼承先秦原有的道家。至於東晉以下，歷經南北朝、隋、以至唐朝前半段，這一個長期的工作則在於吸收佛教、消化佛教，佛教則純屬外來者，當時即初以道家為橋樑來吸收佛教。從南北朝到隋唐，佛教不但被吸收進來，而且被中國人消化了，佛教幾乎成了中國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份，充實了我們文化生命的內容。到了唐末五代，這也是中國歷史中最黑暗的一個時期。其黑暗之所以為黑暗的原因，即在於無廉恥。

三、儒家第二階段的發展
宋明理學是儒家學術發展的第二個階段，就是對著前一個時期的歧出而轉回到儒家的主流。理學本質的意義即在喚醒人的道德意識。儒家的學問原來講的是「內聖外王」，宋明儒則特重「內聖」這一面，亦即強調道德意識。理學家偏重於內聖一面，故外王一面就不很夠。

四、儒家的當前使用－－開新外王
儒家學術第三期的發展，所應負的責任即是要開這個時代所需要的外王，亦即開新的外王。今天這個時代所要求的新外王，即是科學與民主政治。要求民主政治乃是新外王的形式意義、形式條件，科學是新外王的材料、內容。

五、「中國文化」一詞的恰當意義
「中國文化」即是以儒家為主流所決定的一個文化方向、文化形態。我們講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也即是在講這個文化生命的方向與形態的現代意義、現代使命。

六、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開出對列之局
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亦即其本身的現代化，首先即是要求新外王。我們也可以用〈大學〉所嚮往的治國平天下的理想－－「絜矩之道」來說明「對列之局」：絜者合也，矩即指方形，絜矩之道即是要求合成一個方形，這樣才能平天下。

七、中國現代化的道路－－轉理性的作用表現而為理性的架構表現
中國文化幾千年來的表現，一方面覺得也還不錯，「職業殊途，倫理本位」、治權民主，在這個制度的安排下，大體不錯，亦有相當的合理性，所以我們說中國早有了理性的作用表現，然而，另外一方面，我們又常感到中國文化的不夠，這個不夠的關鍵即在政權不民主，亦即缺乏理性的架構表現。

八、中國文化主位性的維持
這個中國文化維持其主位性的問題，亦即表現在「判教」的問題上，我們應護持住儒家為中國文化的主流。

九、結語

今日中國知識份子所應做的工作，首先，要求現代化先得有現代化的頭腦，每一個概念各歸其自身，每一個概念都有恰當的意義，這就是「正名」的工作。通過正名的工作，我們的生命便得到一個大貞定。假如中國文化還能有貢獻於人類，即是以此為基礎而可能的。

撰稿人：黃智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