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係作者為一九三一年十月北平文化學社出版的方國瑜標點本《新學偽經考》所作序。後經增改，發表於一九三一年七月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三卷第二號，並收入一九三五年一月北京樸社出版之《古史辨》第五冊中。

　　文中指出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是一部極重要極精審的辨偽專著。然而懂得它的真價值的人極少。崔君受業於俞樾之門，治經本宗鄭學，不分今古。後於俞氏處得讀康氏這書，大為佩服，說它「字字精確」，「古今無比」，於是力排偽古，專宗今文。

　　作者於一九一一年二月謁崔君請業，始得借讀《新學偽經考》，細細籀繹，覺得崔君對於康氏之推崇實不為過。作者自此也篤信「古文經為劉歆所偽造」之說，認為康、崔兩君推翻偽古的著作在考證學上的價值，較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猶遠過之。並指出《新學偽經考》中，最重大的發明有二點：一、秦焚《六經》未嘗亡缺，二、河間獻王及魯共王無得古文經之事。

　　過去的學術界，是被「宗經」的思想支配的。而自宋以來多數學者所宗之經，則更是雜湊之書，就是流俗所謂《十三經》。他們儘管不信任「史」和「集」，甚至不信任「子」，但一定信任「經」。自《新學偽經考》問世，以及崔適繼之而作的《史記探源》與《春秋復始》等書，張西堂又繼之而作的《穀梁真偽考》，漢古文經之為偽造已成不易之定論。

但今文經中也有一部分是儒家「托古改制」的文章（關於「托古改制」這一點，作者以為也是康氏所發明的。）這一部分只能作為儒家思想史的材料，而不能作為古代歷史的材料。今文經對於古文經而言，固然是真經。但今文實為周秦間儒生集合而成之書，這其中，有真為古代的史實，有儒家托古的偽史，有真為孔子的思想，有後儒托於孔子的思想，有全真之書，有全偽之書，有真書之中羼入偽篇的，有書雖真而不免有闕文、誤字、錯簡的。凡此種種，皆應一一分析，疏證明白，方能作古代種種史料之用。

今文、古文之不同，最重要的是篇卷之多少，次則文字之差異；至於經說，雖有種種異義，其實是不值得注意的。古文家造作偽經，固當排斥，然其改正今文文字之闕誤，則不當一例排斥也。至於經說，則古文家與今文家正是一丘之貉。因為兩家都是要利用孔子以獻媚漢帝，希冀得到高官厚祿者，故都喜歡說孔子為漢制法，都喜歡談圖讖緯候。古文家之異於今文家者，僅在孔子以前又加了一個周公。

　　近人或謂今文家言「微言大義」，古文家言「訓故名物」這是兩家最不同之點。此實大謬不然。今文家何嘗不言訓故名物？「微言」、「大義」，本是兩詞，近人合為一詞，最早用此兩詞的是古文家的始祖劉歆。古文家何嘗不言微言大義？ 或又謂古文家言「《六經》皆史」，今文家言「《六經》皆孔子所作」。此則尤與事實不合。按此兩說，漢之今文家與古文家皆無之。考「《六經》皆史」之說，始於宋之陳傅良，其後明之王守仁、清之袁枚、章學誠、龔自珍，及章太炎皆主此說。陳、王、袁、章四氏，不但非古文家，且非經學家；龔氏則為今文家；只有章君為古文家。

　　文章最後提出：今後對於過去的一切箋、注、解、疏，不管它是今文說或古文說，漢儒說或宋儒說或清儒說，正注或雜說，都可以資我們的參考及採取。章太炎所作《俞先生傳》云：「為學無常師，左右採獲，深嫉守家法違實錄者。」俞樾這種解經的態度，實在是我們的好榜樣。今後解經，應該以「實事求是」為鵠的，而絕對破除「師說」、「家法」這些分門別戶的陋見。

撰稿人：黃智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