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根據余英時教授於一九七五年二月十八日在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所作的一場演講的講稿修改而來，原載於一九七六年一月的《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九卷一期上，後又收入余教授所撰《歷史與思想》、《論戴震與章學誠》等書中。

全篇文章主要分為八個段落論述，各段落的標題與主要內容大致如下：
一、為什麼要重新解釋清代思想史
余教授之所以要對清代思想史提出一種新解釋，是因為以往都是從外緣方面來解釋清代學術思想的轉變，不是從思想史的內在發展著眼。無論是從政治觀點解釋的「反滿說」，說或是從經濟觀點解釋的「市民階級說」，最多只能解釋清初學術轉變的一部份原因。如果說整個清代三百年的學術思想都從反抗理學而來，恐怕也難講得通。

二、宋代儒學及其內在問題
談到宋明理學，至少北宋時期，所謂理學尚非儒家主流。講求心性的理學，要到南宋才成主流。北宋時的儒學，規模還是宏闊的。所有宋、明的儒家都是尊德性的，把德性之知放在第一位，但尊德性之外還有道問學。而雖同是尊德性，儒家自身便不免要分為兩個不同的流派。朱子和陸象山的分別，即在於此。朱子的學術系統裡面，第一是尊德性，第二是道問學。但朱熹的道問學傳統並未好好傳承下去，原因有二：其一是朱學後來成為官學、利祿之學，讀朱子之書，只為了考試與功名，不是真正講求學問；其二是自南宋到明代，處於尊德性的歷史時代，道問學不太受到注意。

三、從德性之知到聞見之知
王學的出現是儒家「尊德性」的最高階段，但是無論主張「性即理」的程、朱，還是主張「心即理」的陸、王，都強調這是孔、孟的意思，所以追問到最後，都必須回到儒家的經典找尋立論的根據。理學發展至此，就不可避免地要逼出考證之學來。可見晚明的考證學，是相應於儒學發展的內部要求而起的。如果沒有儒家思想的一番內在的變化，漢學考證能否在清代二三百年間形成一種波瀾壯闊而又持久的學術運動，就令人感到懷疑。

四、經世致用與顏李學派
朝著知識主義的方向發展，並非當時思想史上的惟一動力。明清之際，儒學發展在體、用、文上都發生了新的變化。「體」的方面，儒家的重心從內聖的道德本體轉到外王的政治體制。「用」的方面，集中表現在經世致用的觀念上。顏、李學派是最講實用、實行的，但因過度重視實用、實行，反對知識主義，最終反被知識主義的清代考證學淹沒。

五、清初儒學的新動向－－「道問學」的興起
儒家由尊德性轉入道問學的階段，最重要的內在線索就是義理必須取證於經書。全祖望根據顧炎武寫給友人論學的信中總結出的「經學即理學」的說法，與黃宗羲「學者必先窮經」的主張，都揭示了這樣的轉向。

六、經學考證及其思想背景
「經學即理學」不能停留在口號的階段，必須以具體成績服人，從清初到乾嘉時期的經學考證走的便是這條路。顧亭林、閻百詩的考證，是反陸、王的；陳乾初、毛西河的考證，是反程、朱的。他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繼承了理學上程、朱與陸、王的對壘。

七、戴東原與章實齋
到了清代中期，考證學已經形成風氣，這時期確實有許多學者為考證而考證。思想性比較強的學者對清代學術在整個儒學傳統的位置和意義，有深刻的反省，戴東原與章實齋是最突出的例子。

八、結語
六百年的宋、明理學傳統在清代並沒有突然失蹤，而是逐漸的溶化在經史考證之中。由於「尊德性」的程、朱和陸、王都以改換成了「道問學」的外貌，以致後來研究學術思想史的人已經分不出他們的本來面目了。

撰稿人：黃智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