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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張-周敦頤、共1張圖片

周敦頤

周敦頤(1017-1073年),字茂叔,原名敦實,因為避宋英宗之諱而改名為敦頤,號濂溪,道州營道(今湖南道縣)人。生於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年),卒于宋神宗熙寧六年(1073年)。他曾經在廬山之麓蓋一座書堂,因堂前有一條溪,於是用他家鄉「濂溪」為之命名,後又將其書堂取名為「濂溪書堂」,晚年定居於此。因此,後人又稱他為「濂溪先生」,是北宋時期宋明理學的創始人。
      周敦頤從小便志趣不凡,也常到家鄉溪邊吟詩賞月,當時附近有個叫「月簾」的山洞,東西各有一個入口,看起來分別像上弦月和下弦月,中間空曠明亮,看起來像滿月,據說「太極圖」便是在那個山洞中體悟出來的。
      從24歲開始,周敦頤做了近30年的地方官,地位並不顯赫,生活也比較清苦,在當時的社會風氣中,算得上是一位清廉正直的官員。他的道德情操與生活習性不與世俗同流合污,個性上可說是具有自己的獨特風格。有一年他在南安軍司理參軍任內,知道一位罪犯所犯之過,罪不當死,而轉運使王逵卻決定將罪犯判處死刑,眾官雖然覺得不當,但他們懾于王逵的權勢,不敢出面講話,惟獨周敦頤敢據理力爭,王逵不聽,他便棄官而去,氣忿地說:「如果只憑自己的喜好,就入人於罪,這樣還能當官嗎?要我用殺人來討好上級,我是不會做的!」由於周敦頤明辨是非,據理力爭,王逵終於省悟,放棄了原來的意圖,使得囚犯免於死刑。
      宋仁宗慶曆六年(1046年)時,二程子(程頤、程顥)的父親大理寺臣程響在南安認識了周敦頤,見他「氣貌非常人」,與之交談,更發現他是一位「為學知道」的非凡之人,於是和他結為朋友,並將兩個兒子程顥、程頤送到南安去拜周敦頤為師。那年冬天,因為周敦頤的治績卓越,得到了朝廷大官們的賞識和推薦,逐步升遷到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今江西南昌)。到任時,因為本地人得知他就是當年做官時能辨明疑案的周敦頤,就高興地說:「這就是那位能夠明辨冤情的仁者,我們的冤情都能夠得到平反了!」可見周敦頤的人格與能力十分受到民眾之愛戴。
      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之時,周敦頤出任虔州(今江西贛州市)通判,路過江州(今江西九江市)時,喜愛廬山之美景,想要在此定居,於是乃在廬山建一書堂,書堂前面有一溪流,發源於廬山蓮花峰下,因此將其取名為「濂溪」,退休後定居於此,以一了其隱居山林的願望。
      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年),周敦頤寫了一篇文字優美、寓意深刻、至今仍被人們稱頌的好文章──〈愛蓮說〉,用來寄託自己的情懷和道德情操。全文只有二百餘字:「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繁。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以來,世人甚愛牡丹。余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溢清,亭亭靜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眾矣。」
      將蓮花稱為「花之君子」,是周敦頤用來比喻自己不受污染的品德。他認為自己雖然身任官職,但是並不想追求榮華富貴,只想做一位品德高尚的「君子」,希望自己能像蓮花一樣「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周敦頤的「濂溪書堂」又名「愛蓮堂」,意思也是如此。他用蓮花的特性來比喻人天賦的至善之性,以「出於淤泥而不染」的蓮花之性,來說明聖人的至善至美的天性。在周敦頤的心中,「淤泥」就好像是污染人性的「人欲」,因此,為了達到聖人的境界,就必須去污存凈,去欲存誠。
      周敦頤的著作,流傳至今的有《太極圖說》、《易通》(又名《通書》)、《愛蓮說》、《拙賦》等。其中以《太極圖說》和《通書》的影響為最大,通過發揮《易傳》、《中庸》的「太極」、「誠」、「中和」等思想,並借由道家的「無極」概念,周敦頤建構起以「無極」而「太極」──「陰陽」── 「五行」──「萬物」為框架的宇宙本體論哲學,並將宇宙本體論與儒家的人性論、道德修養加以結合,將儒家經典予以哲學化、義理化,對儒家的傳統經學加以時代的創新,為宋代理學的興起和儒家經學思想的哲理化做出了傑出的貢獻,從而使儒學能夠從哲學上回應來自佛、道二教的挑戰,並為南宋朱熹的理學體系之進一步拓展,提供了理論架構。因此,周敦頤被譽為「得聖賢不傳之學」的宋代理學開山之祖。
      《太極圖說》是周敦頤整個理學體系的主要架構,其內容有圖有文,用圖形輔以文字說明的方式,提綱挈領地對宇宙生成與發展的過程,進行了圖文並茂的描寫。這本書基本上是以《易傳》為根據,是對《易傳》的另一種闡釋,例如《圖說》中說:「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這些話就是對《周易.繫辭》的「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的解釋,以往的儒家學說,基本上還沒有從哲學理論上建立起一個比較完整的宇宙生成發展模式,周敦頤可以說是這項工作的開拓者。
      周敦頤之所以在中國歷史上如此著名,主要在於他能夠用新的角度、新的方法來重新解釋儒家經典,建立起融合宇宙本體論與儒家倫理學為一體的理論框架和理學思想體系,為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開闢了一條新的發展道路。

撰稿人:何銘鴻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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