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教學上採取因材施教的方法，注意學者的自啟自發與自悟。譬如他的弟子向他問仁、問孝，他的答復便因人而異，各有不同。舉一兩個例子來說！如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論語顏淵篇)。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仝上篇)。為政篇：「孟懿子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為政篇又云：「子夏問孝，子曰：『色難。』」這大概是因為問的人在這一方面有所缺陷，所以孔子針對各人缺點，特別告誡，要他們各自加以注意。同時孔子也要求弟子在受教的過程中，能夠自發自悟，述而篇說：「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正是要培養弟子困知勉學的精神與態度。

孔子所用以教授的材料，都是古代的典籍：如易、書、詩、禮、樂、春秋。如述而篇上說「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子罕篇)。孟子說：「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滕文公篇下)。所以他自說是：「述而不作」(述而篇)。他除了書本的教學外，更注意個人品德的修養。他教導學生，不但要「博文」，也要「約禮」（顏淵篇），即使是學易，學書，「學詩」「學禮」「學樂」（泰伯篇）（季氏篇），學春秋，他所注意者，也不是全在於文學與歷史的研究方面，而是更注意其有關於立身行事的道理。言易而引「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易恆卦九三爻辭）。言書則引「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逸書）。言詩則曰：「興於詩」（泰伯篇），「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子路篇），「不學詩，無以言」（季氏篇），「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陽貨篇）。言禮則曰「立於禮」「不學禮、無以立」（季氏篇）【禮者，生活之規範。故云：「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陽貨篇）】。言樂則曰「成于樂」（泰伯篇）【樂者，禮記樂記：「樂者敦和」，其功能：在內而調和一己之身心，在外敦厚和睦人與人及人與物之相互關係，故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陽貨篇）】。言春秋，則在「筆削」（史記孔子世家），「撥亂反正」，「善善惡惡」（史記太史公自序），故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滕文公篇下）。因此我們可以說，孔子的教育目的，是品德陶冶重於知識傳授的。

(作者：孔德成，資料來源：臺北市慶祝孔廟落成七十週年暨紀念大成至聖先師孔子誕辰二五五０週年釋奠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