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啖助

唐代《春秋》經學家啖助(724-770),字叔佐,生於唐玄宗開元十二年,卒於唐代宗大曆五年,享年四十七。原籍為趙州(今河北省),後遷至關中地區。
      天寶末年,啖助正客座於江南,因安史亂事,烽火遍地,中原地區慘受戰火蹂躪。此時,三十歲左右的啖助決定留下,且分別在台州府臨海(今湖江省)及潤州丹陽(今江蘇省),擔任過兩任的文職官吏。在任官期滿後,他便選擇了遠離仕宦之途,毅然走向隱於陋巷的清貧生活,居住於丹陽,開始他窮盡心力的《春秋》學研究與著述之路。
      自三十七歲(唐肅宗上元二年,761)開始,啖助「集三傳,釋《春秋》」,花費十年光陰(成書於唐肅宗大曆五年,770),撰成《春秋集傳》、《春秋統曆》二書。雖然,這段期間內完成的著作,今天皆已亡佚,無能得見,但卻被身為弟子、學友的陸淳、趙匡所發揚,為今天《春秋》學研究史上所謂「新《春秋》學學派」奠定下綱領式地的堅實理論基礎。
      在長達十年的撰述過程後,啖助弟子陸淳、啖助之子啖異,帶著啖助著作前往趙匡處請益。之後,由陸淳進行編纂。五年過後(大曆十年,775),《春秋集傳纂例》十卷本,正式成書。此外,還有《春秋微旨》三卷、《春秋辨疑》七卷等書,都在學生陸淳的充實、發揮、大力推廣之下,使以啖助之名為首的「一家之學」,得以留名中唐青史,並流傳至今。
      從背景論,天寶末年後的安史之亂,給人民帶來不安恐慌。大唐盛世的動搖、摧毀,看在聰悟的啖助眼底,絕無法無所事事的白白度過。於是,他選擇了最能反映政治現實的《春秋》經作為依據,批判當時的君臣權力關係。但其實,在更早之前的魏晉南北朝以降,隨著道教建立、佛教東傳,儒家學說早已陷入嚴峻莫名的的局面,一時之間,已不再可能依循老舊的方式經營延續,因此,改變自己,成為時勢所逼的不得不然之舉,否則,終將無有進一步發展的生存可能。
      啖助長於《春秋》之學,所持言論,多異於先儒。例如,他說「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便傅著丘明,非也」,由此論證「《左傳》非左丘明一人所作」。又指出「公羊名高、轂梁名赤,不知何據,未必是實」;或者,指出「《春秋》之文簡易,先儒各守一經,互不相通又互相攻擊,所以其弊端日甚」的看法,在在都可見其「標新立異」之處。但這種以經義為主,不以傳害經,且經義應該因時而立、學術應該運用到政治上的觀點,以及明正使用比較方法,打破了門戶之見(不必嚴守「師法」、「家法」),變專門之學為通學的方法,開啟疑古之風,走向實事求是的進程。雖稍有異於先儒作風,但確實成就「經學變古」的先聲,表現了儒學轉向的趨勢,帶動宋代的「經學變古」、理學興起風潮,皆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因此我們可以說,以啖助為首的「啖助學派」,是中唐《春秋》學一個介於新、舊之間,捨棄了舊方法,卻藉由檢閱舊資料,來主導新學風的學術體系。從大歷史的觀點來論,其具備了「承先」(集漢詁之大成)──「啟後」(導宋學之先路)的指標意義。因此,宋儒陳振孫曾道:「漢儒以來,言《春秋》者,惟宗三傳。三傳之外,能卓然有見於千載之後者,自啖氏始,不可沒也」,明白精準的標舉出,啖助立身於中唐新《春秋》學派中獨有的前瞻身分。

撰稿人:陳讚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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