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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

王通(584-617),字仲淹,號文中子,隋代河東絳州龍門(今山西河津縣)人,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其為世代冠冕之家,藏書眾多,族人皆具深厚學術涵養,前後數代具有文才之名。在剛出生的時候,父親以筮卜卦,得到的卦象是「坤之師」,祖父看過以後,這麼說道:
        這是素王之卦,二爻陰變陽,是上德居下位,雖然有君德,但所生非時。然而,即便如此,這孩子長大也必能是個能「通天下之志」的人。
      於是,就給他起了名字叫「通」。王通非常早慧,兩歲「始知書」,小小娃兒的就能咿哇咿哇地唸起書中詩文字句。五歲時(開皇九年,589),隋王朝平定江東,統一全國。有天,父親嘆了口氣,說:
        看這局勢,王道還尚未能遍及天下,但這該是為了什麼而被統一的啊?陪侍在旁的王通聽著,臉上也跟著露出了憂愁的神情。父親回過頭來接著就問:
        孩子,你知道是為什麼嗎?
        五歲的王通便回答:我曾經聽父親您說過,古時候的國家,擁有能夠長久統治的方法,所以夏代、商代以後的數百年間,四海總能常保統一狀態。但在那之後的國家,行政的方式都隨便苟且,所以魏、晉以降數百年間,普天之下便沒有長久固定的君主可言。也就是說,如果在上位者失去了他們應該堅守的原則,人民就會因此散亂,一個失道、一個散亂,那哪來的長久可言?父親您的歎慮,應該就是在憂愁著,國家統治者的綱紀不振,人民也疲累於汲營生計,而這樣的話,天下很有可能的隨即便混亂起來,是嗎?
      父親一邊訝異於五歲的孩子能說出這樣的話,也只能一邊說:唉呀,是啊,就是這個樣子呀!
      也就因為這事情以後,人們便稱王通為神童,父親也決定開始教導王通「元經之事」,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謂的歷史課程、歷史教育。
      後來,在開皇十八年(598)時,在父親勉勵下,十五歲的王通「始有四方之志」,正是開始他「辭家遊學四方」的遊學歷程。接著,王通跟隨東海李育,學習《尚書》與《春秋》,同會稽夏琠學《詩》,又向河東關生問《禮》,並與北平霍汲一同正樂,在族父仲華處考究三《易》之義。在這期間,聰穎博識的王通,還一併解決了其他人在學問上的諸多疑難呢!因此,在多年之後,學生稱王通「夫子十五為人師」,就是這麼來的。如此孜孜不倦的學習,六年的光陰,也就匆匆過去。
      直到仁壽元年(601),王通十八歲「舉本州秀才,射策高第」。這可說是當時極少有人能考中的科考最高級別。年紀輕輕便得及此高第,名動京師,高官顯宦、名門顯要都要求能與他相見,像是楊素、蘇夔、內史薛道衡,還有蘇威、賀若弼等隋朝重臣,甚至還有劉炫一輩的大儒等,皆曾為王通府上的座上賓。而在此時,王通旋及被授官蜀郡司戶書佐,任蜀王侍讀。隔年十二月,蜀王秀因罪被廢。但王通在此之前,已辭官歸家,幸運地未受牽連。
      雖說已經辭去朝廷蜀郡司戶的任命,王通仍然擁有渡濟蒼生之心,關心時政,在二十歲那年,便向隋文帝獻呈〈太平十二策〉,以求大用。文帝大悅,向公卿們談論此人此策,但因這時朝內「蕭牆之釁」,公卿們對王通此人的存在甚感不悅。而王通也深知被冷落排擠,自己的策謀將不得重用,於是作了〈東征之歌〉後,便返回故居。從此,以著書、講學為業。享年三十四歲。
      回鄉後的王通決心以古代賢才、隱逸為楷模,明定「續述六經」的計畫。除著述外,同時透過教學來弘揚儒學;這大概就是我們所謂的「退而求諸野」吧!於是,他用了九年撰成《續六經》(又稱《王氏六經》,包括〈續詩〉、〈續書〉、〈禮論〉、〈樂經〉、〈易贊〉、〈元經〉)八十卷。撰著的目的,在於「服先人之義,稽仲尼之心」,要讓天下再次壟罩於古時帝王、先聖古樸氛圍之下。當然,這不啻是在剛從動盪南北朝走向隋朝統一的時代背景中,高舉一幡振興儒家之學的大旗。王通因《續六經》的完成而聲名大噪,慕名求學者眾多,遂有「河ㄈㄣˊ﹔fen門下」的稱號。隋、唐之交,歷史舞臺上的重要成員,像是學生薛收、溫彥博、杜淹,友人房玄齡、魏征、王珪、杜如晦、李靖、陳叔達等,皆與之出入、交誼,儼然得成一股文化新勢力。
      王通的教學,分門授受,通過「通學」與「兼學」兩種形式,為培養社會人才,提供了鮮活的儒學理論內容。王通死後,眾弟子為紀念他,仿效孔子門徒作《論語》,由薛收、姚義匯集編撰(最初可見傳世的時間,已是在唐太宗貞觀二十三年[649]之後),而成《中說》(又稱《文中子中說》、《文中子》)。《中說》十卷分別是〈王道〉、〈天地〉、〈事君〉、〈周公〉、〈問易〉、〈禮樂〉、〈述史〉、〈魏相〉、〈立命〉、〈關朗〉,以語錄形式留下王通講課,以及與弟子、學友、時人談話的內容。這也成為後人研究王通思想、隋唐變革思想發展的參考依據。
      王通教學主要以明「王佐之道」為己任,盼能在魏、晉動亂和儒學衰敗後,能夠重振孔學,振興儒學教育。在他政治上力倡「仁政」,哲學上力行「中道」,並明確提出「儒、道、佛三教並行」、「三教可一」的觀點。在隋、唐之際,為儒學進行恢復與後續發展,準備了足夠的思想和構思奠基。例如,在自然觀上,對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天人感應說、讖緯神學,進行了抨擊。在一定程度上,使漢代以來神學化的儒學,轉朝理學變化,也成為「前理學時期」的代表人物。在歷史觀上,以「道」取代了「天」作為主宰的地位,成為理學天理史觀的先行者。在倫理學上,他較早提出「窮理盡性」、「主靜」的修養方法,對唐代儒學,尤其是宋代,有著重要影響,開了理學部分重要概念的範疇引導,並成治學、修養方法的提倡者。

撰稿人:陳讚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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