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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張-王弼、共1張圖片

王弼

魏晉玄學理論的奠基者王弼(226-249),字輔嗣,山陽高平(今山東鄒城、金鄉一帶)人。生於魏文帝黃初七年,卒於魏齊王曹芳正始十年。王弼出身官僚世家,其曾外祖父是東漢末年,任荊州牧的劉表。祖父王凱,則是建安七子之一──王粲──的族兄。王粲曾得到蔡邕大量藏書,粲死後,因其絕嗣,便以王業(王弼的父親)為繼嗣,藏書也都傳給了王業。於是,王粲又成了王弼的繼祖父。而不必說,王弼自幼便得到十分有利於學習的環境。更者,家族風氣對王弼也有重大影響。例如:王弼的六世祖王龔,官至太尉,位列「三公」;五世祖王暢,是漢末「八俊」之一,官至司空,亦列「三公」;其父王業,官至謁者僕射;再加上繼祖王粲的文學地位,在在都可說對王弼的成長,產生無形且巨大的浸染、助益。
      當然,事情總是有一體兩面。因家世背景良好,王弼「幼而察慧,年十餘,好老氏,通辯能言。」十來歲的孩子,便已經長於言語、辯才無礙。後來,與王弼一樣注解過《老子》的何晏,在自己尚在注解《老子》時,聽過王弼梗要談論《老子》之後,便曾讚嘆道:「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不僅如此,何晏還自慚才疏學淺,意多所短,就不打算繼續再進行注解,直接改只作〈道德論〉一文,且曾推薦王弼為黃門侍郎。可見王弼聰慧之狀,著實讓人驚佩且自認不及。此外,王弼也與當時許多清談名士辯論各種問題,每以「當其所得,莫能奪也」,深得名士賞識。然而,他為人亦頗為高傲,常以自己所長之處,譏笑他者,所以為當時的士君子們嫌惡,也是不難想像的。後當魏齊王曹芳正始八年(247)王弼二十二歲時,大將軍曹爽擅權,王弼補台郎之官。之後,曹爽被殺,正始十年(249)王弼便受此案牽連,而丟官去職。同年秋天,遭逢癘疾,熬不過便辭世了;年僅二十四歲。
      王弼一生雖如流星般一閃即過,但學術成就豐碩,著有《周易注》、《周易略例》、《周易大演論》、《老子道德經注》、《老子指略》、《論語釋疑》等。著述數量、品質、創見,亦皆卓然豐沛,照亮當時萎靡已久的《易》、《老》之學。《老子道德經注》一卷久佚;《老子指略》二卷,不分篇章,今有輯本。這兩部著作旨在辨析「道與萬物」、「有與無」、「本與末」的關係,主張「貴無」,統一本末,以及藉由通過把握本體,才能了解事物的認識論。《周易注》六卷,《周易略例》、《周易大演論》各有一卷。其中,《略例》佚失將近一半,《大演論》久佚,僅只可見若干佚文。這些著作主要內容則是發揮《易傳》卦德說,認為六十四卦,各有各的卦義與卦象,以義為體,以象為用,主張「以體御用」,體、用便能如一。換句話說,王弼注解《周易》的方法,雖表面上以象數為素材,但不同於漢人的支離煩瑣、絮絮叨叨,改用老子思路解《易》,並闡發自己哲學觀點,在學術上開一代之新風。此外,《論語釋疑》三卷,雖已久佚,但有輯本,內容多與《易》、《老》兩注相通,對原始儒家學說做出全面解釋。
      在中古時期,王弼可說是最具創新精神的思想家之一。在哲學自然觀上,開創了本體義理學,變化了漢代以來注重宇宙論、象數學的學風,使其為之丕變。在人性論上,提出聖人有情論,主張以性為本,以情為末,並以性統情,是為有史以來,從本體論的角度解說性情問題之第一人。社會政治思想上,提出了自然為本、名教為末的理論,認為只要以「無」為本,就能使名教規定的仁義禮敬,得到彰顯,達到「厚、正、清」的醇美層次。如此一來,便得將「道家崇尚虛無的思想」與「儒家積極救世精神」結合起來。
      在王弼的玄學體系架構下,「無」是其總體哲學思想的核心基石。「以無為本」的哲學思想,主要來源於「三玄」(《老子》、《莊子》、《周易》),後又綜合儒、道兩家思想,論證其自然和名教皆「以無為本」的道理。
      首先,王弼先把宇宙的本根,從老子的「道」,改造成了「無」。「無」處於王弼哲學的最高原則,「道」、「玄」等則是「無」從不同角度所取的稱謂。王弼的「無」,並不是沒有任何內容的「空無」,而是本質上的「全有」。這由他對「無」所取的多個稱謂,便可見此極具豐富內涵「混成無形」的「無」。所以,「無」作為本體,存在於天地萬物之中,是天地萬物之本;因而,天地萬物,便是「用」、是「末」。萬物當然貴重,惟不離「無」這一根本,也才能產生作用。離開了「無」,萬物便沒有自身獨立的實體。
      在「認識論」的討論上,王弼認為事物的本體是可以被認識的,聖人的治世之道,亦是如此。宇宙的本體是無形無名的「無」,而聖人治世之道,便是「體無」的結果。而「聖人體無」,以無為君,崇本息末,就能對自然規律(道)上獲得具體的認識與運用。
      在「方法論」的運作上,王弼對老子的辯證法,進行繼承和改造,善於調度「對立概念」以及「辨名析理的方法」來做其闡述的推論。舉例來說,王弼為了論證「以君御民」的政治主張,便用「一多關係」論證「以寡治眾」、「執一統眾」的合理性與必然性。又譬如,為了論證「無為而治」思想,便拿「靜」、「動」這雙對立概念大加發揮:認為「以無為本」在動、靜關係上,就是以靜為本,以動為末。進一步的,更引申出「以靜制動」、「以靜治國」、「無為而治」等的政治主張。
      於是,在王弼身上,中國式的哲學已現雛形。除「貴無論」對宋明理學影響很大,他的玄學對佛教中國化、本土化,也起到重要作用。在經學上,以言簡意賅的論證,取代前人繁瑣注釋,以抽象思維與義理分析,揚棄此前的象數之學與讖緯迷信,讓《易》學玄學化,使經學得開新局。所以,清代四庫館臣言及王弼:「《易》本卜筮之書,故末派浸流於讖緯。王弼乘其極敝而攻之,遂能排擊漢儒,自標新學。」正是因為如此!

撰稿人:陳讚華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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