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時代魏國儒家學者,著名經學家王肅(195-256),字子雍,出生於會稽(今浙江),祖籍為東海郯城(今山東郯城)。漢獻帝興平二年出生,卒於三國魏高貴鄉公甘露元年。
東漢末年,被孫策譽為「雅儒」的王朗,即為王肅父親。王朗曾為《易》、《春秋》、《孝經》、《周官》等經典著有注解,是一位博通經學的專家。所以,王肅自小,便跟隨父親學習經學,通熟今、古文經。直到十八歲時(213),王肅隨宋衷學習漢代揚雄《太玄》後,已能提出自己獨立的看法,充分顯露善於思考的辨析能力。
魏明帝黃初年間(221-227),王肅擔任散騎黃門侍郎。之後,又擔當散騎常侍,領秘書監,兼職於崇文觀祭酒,專門掌管藝文圖書之類的事情。魏明帝景初年間(238-239),皇室雖然盛興,但人民收成不好,竊盜、犯罪事件增加,社會動盪。因此,以孔子所言「自古皆有死,民非信不立」觀點深為戒鑑的王肅,便上呈疏文,強烈建議皇上:
應要給予人民休養生息的恩惠,保持平穩安寧的社會風氣,並且努力充實國庫存糧。為要讓人民得到充
分休養,在徭役方面,就應該減省一點,讓人民少一些其他的負擔,而能多花點時間在土地、農作之上
。……若能如此行之,自然能夠取信於民。而能夠得到人民的信任,這就會是國家最大的財富了。
在疏文中,可見王肅對當代時事的理解、人民的關懷,以及經典古籍中所載之禮法,該如何有效落實現實生活,都具備一定程度的運用能力,以及優秀的文字表述技巧。當然,這必得歸功於王肅家學的深厚淵源,有一個能夠提供他廣博學習古文、今文經典傳注知識的環境。其實,王肅很早就已精通賈逵、馬融一派的古文經學問,而對鄭玄一脈頗有異議。在當代以鄭玄為首的學術主流風潮下,王肅可說頗有自己的治學理念與風格。於是,王肅有計畫地著書立說,在明帝任內的十多年中,不僅為《尚書》、《詩》、《三禮》、《左氏傳》、《論語》作注解,也為父親遺著《易傳》,進行了撰定的工作。
魏齊王曹芳正始年間(240-249),王肅捲入了大將軍曹爽與司馬氏集團的政治鬥爭。因將女兒嫁予司馬昭為妻,他理所當然的向司馬氏集團靠攏。當司馬懿誅曹爽、得到政權後,王肅便擁有參與朝政的機會。終於,在六十歲(嘉平六年,254)那年,持節兼官於太常、總領五經博士的王肅,便將自己一系列的經注、父親的《易傳》,立為學官。但好景不常,隔兩年後便過世,享年六十二。前來喪禮哀悼者,達數百人之多。之後被追贈為衛將軍,諡稱景侯。
在漢末以降的政治思想中,王肅終生展現了以研究經學為手段,以安邦治國為目的的企圖與作風。十八歲那年習得兼採陰陽、儒、道的《太玄》,便大開智性,通曉借用「兼採」的作法,融合當代時事,遍注群經(無論今、古文學,兼而采之)會異同於一。但在自我學問的定位上,王肅依舊以古文經學說為宗,以維護孔子思想的純潔性自居。賈逵、馬融兩位前輩經學大師,深為王肅偏愛,而大力結合今、古文經學的鄭玄及其所開展成的「鄭學」,自為王肅所憎惡。對王肅來說言,古、今兼採的作法沒有問題,有問題的是鄭玄老是「上下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所以,看不慣鄭玄作法的王肅,以力求字句與義理上的真實、摒棄明顯迷信的神話傳說、取義於現實生活的方式,撰有《尚書駁議》五卷、《毛施義駁》八卷、《毛詩奏事》一卷、《毛詩問難》二卷、《聖證論》十二卷等書。不可諱言的,每書也都是針對性強烈的著作。
其實,王肅著作甚豐,《隋書.經籍志》中有著錄的便達廿多種,計一百九十多卷;但這些作品皆已散佚,唯清人輯本中,可見部分文字。在經學發展史中,王肅除了對抗「鄭學」外,還另有涉嫌偽造經書的事情,也成為有名的學術案件。當時,「鄭學」名重天下,王肅若要在經典注解上與其抗衡,必得給自己尋找強而有力的理論背書者。於是,他拿出了《孔子家語》、《孔叢子》等書,欲借孔子與孔門弟子之口,加以自己的注解文字,論治國、用人之方。
根據《漢書.藝文志》記載,漢代曾有二十七卷本的《孔子家語》流行過,上面題為孔門弟子所撰,記載著孔子弟子言行事蹟。在漢、魏之際,王肅自稱從孔子廿二世孫孔猛手中,得到《家語》廿一卷,並親自為其作注。今日,尚可見《四庫全書》、《四部叢刊》均為十卷的版本。當然,歷來學術界皆視此書為王肅偽造。另外,是《漢書.藝文志》未有記載的《孔叢子》。舊說《孔叢子》為秦、漢之際,孔子八世孫孔
ㄈㄨˋ;fu鮒所撰,記載了孔子與弟子(子思、子上、子高、子順、子魚等人)的言行。在王肅批駁鄭玄的《聖證論》中,大規模引用《孔叢子》的文字。在後來西晉皇甫謐《帝王世記》中,亦曾見其引用。《孔叢子》因為與《孔子家語》一樣,行文未有西漢作品的風格,內容與思想也與《孔子家語》相似,古代學者因此也大多視此為王肅偽造之書。
王肅晚年仗著司馬氏集團的勢力,納私家經注為官方學術,「王學」在西晉半世紀長的歷史中,久居官學地位。直到永嘉亂後,東晉偏安江左,官方經學博士九人之中,僅一位為「王學」學者。自此之後,王學基本已確定銷聲匿跡。由歷史長流上看,王肅在當時尊崇孔學的表層中,將道家「無為」思想含納於內,造就成一個新思想的融合體,其雖未有留下足以通貫古今的傳世鉅作,但他從統治階級的利益出發,將天道觀、無為而治觀點等融入儒家學說中,也正好反映了漢、魏之際,儒學逐漸靠近道家學說、玄學將要顯要的重要過渡時期。
撰稿人:陳讚華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