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收錄了作者八篇歷史研究專論，其討論的主要對象都是「士」。中國史上的「士」，大致相當於西方所謂的「知識份子」，但兩者之間又不盡相同，為了尊重中國的歷史事實，本書依然沿用了「士」的舊稱。由於這幾篇研究基本上都採取了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角度，因此全書定名為《士與中國文化》。

作者認為西方學術界的一般理解，所謂「知識份子」，除了獻身於專業工作以外，同時還必須深切地關懷著國家、社會、以至世界上一切有關公共利害之事，而且這種關懷又必須是超越於個人（包括個人所屬的小團體）的私利之上的。所以「知識份子」事實上具有一種宗教承當的精神。但西方學人幾乎一致認定，「知識份子」作為一個社會階層而言，其出現的時代大概不能早於十八世紀。

而在中國，情況則大不相同。孔子所最先揭示的「士志於道」便已規定了「士」是基本價值的維護者；曾參發揮師教，說得更為明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這一原始教義，對後世的「士」發生了深遠的影響。如果從孔子算起，中國「士」的傳統至少已延續了兩千五百年，雖則其間屢有轉折，大體上卻沒有中斷過，而且流風餘韻至今未絕，這是世界文化史上獨一無二的現象。中國文化和思想的傳承與創新，自始至終都是「士」的中心任務。

「士」的階層，隨著中國各階段的發展，而以不同的面貌出現於世。在先秦是「游士」，秦漢以後則是「士大夫」。但秦漢時期比較集中地表現在以儒教為中心的「吏」與「師」兩個方面。魏晉南北朝時代儒教中衰，道家「名士」與佛教「高僧」反而更能體現「士」的精神。隋、唐時代除了佛教徒繼續其拯救眾生的悲願外，詩人、文士如杜甫、韓愈、柳宗元、白居易之倫，更足以代表當時「社會的良心」。宋代儒學復興，范仲淹所提倡的「以天下為己任」和「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風範，成為此後「士」的新標準。宋以後的新儒家，則可以說代表了「士」在中國史上的最後階段，他們「出入老釋」而復「返之六經」，仍然是直承先秦「士」的傳統而來的。

本書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列為周谷城先生主編之「中國文化史叢書」的一種，初版於一九八七年十二月，收入作者以下八篇歷史研究的專論：一、〈古代知識階層的興起與發展〉，二、〈道統與政統之間－－中國知識份子的原始型態〉，三、〈中國知識份子的古代傳統－－兼論「俳優」與「修身」〉，四、〈漢代循吏與文化傳播〉，五、〈東漢政權之建立與士族大姓之關係〉，六、〈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七、〈名教思想與魏晉士風的演變〉，八、〈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二○○三年出版本書增訂本。原八篇論文基本上未做更動，只做了文字與引文的校訂，且於第八篇增入一篇附錄：〈士魂商才－－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日譯本自序〉。八篇原有論文之外，增入初版之後所撰寫的以下四篇文章：〈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文化概論－－朱子文集序〉、〈士商互動與儒學轉向－－明清社會史與思想史之一面相〉、〈曾國藩與「士大夫之學」〉、〈中國知識人之史的考察〉，並補入〈新版序〉。

撰稿人：黃智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