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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道

內容介紹

簡單地說,〈原道〉篇是韓愈排斥佛、老,闡揚儒學的代表作。

唐時著名儒學者、文學家、思想家的韓愈(768-824),字退之,唐代河南河陽(今河南孟縣西)人,世稱韓昌黎。韓愈窮究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沉潛訓義、句讀,奮發於文章經國志業;可說在學術、政治、文學等各方面,皆有建樹。

韓愈領導著與「儒學復興」相為表裡的「古文運動」,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若我們僅僅立足在「儒學復興」這個層次上,看著韓愈大聲疾呼的言論──「道」應該是要運用儒家觀點來關注百姓現實的生活問題,才能達到經世致用的目的──在這個理解下來閱讀〈原道〉篇,不啻為一個容易理解的切入點。韓愈是在廿五歲(貞元八年,792)登進士第,到三十五歲(貞元十八年,802)任官於四門博士期間,撰此〈原道〉一文的。這時的韓愈,官途尚處於顛簸之際,還沒有能進入中央政權推展抱負、進行改革。即便如此,他依舊對普通百姓、庶民生活多所留心、關注。

在〈原道〉篇中,首先,便開宗明義地為「仁、義」「道、德」下了清楚的定義。儒、道兩家都講道、德,但細緻的具體涵義卻不同。接著,話鋒一轉,馬上就從社會、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古今兩種不同的「治民」之制,指出佛、老二家對現實社會的危害性。

於是,他提出「君民相生相養之道」,作為評價儒、釋、道三教的標準。韓愈認為「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佛徒、道士的出現,打破了「君臣∕士農工商」四民相生相養的固有格局。也就是說,生產者、供應者沒有變多,消費者、耗損資源者卻增多了。在這樣的狀況下,叫人民又如何能夠不窮、不偷盜呢?同時,也因為正是國困民窮,更加促進了佛、道二教的滋長;如此一來,只會導致窮者愈窮、盜者更甚,惡性循環。所以,所謂「相生相養」之道,指的就是君臣與人民之間合諧的相處狀態。那麼,這平衡的狀態又該如何達到呢?韓愈說:

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

所以,我們知道:人們得各司其職,守住自己的本分,要不然就會「失職」:

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

而人民若失職,不事生產,光做一個消耗社會成本的米蟲(韓愈所指,就是當時為數越來越多的佛徒、道士)是不可行的,是應該要改正的。因此,要對付這批人,就得實行必要之手段:

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

也就是說,必須要把和尚、道士還俗為民,燒掉佛經與道書,把佛寺、道觀變成民房,使他們恢復正常人的生活秩序。如此,才能進一步弘揚先王之儒道,教育人民,使鰥夫、寡婦、孤兒、老人、病人、殘疾人士都順利生活。這樣一來,社會大概就會比較好了!

在這當中,我們清楚見到韓愈提出了其所認同的理想社會模式,並且創造了對後世儒家發展具有深遠影響的「道統說」,這在他看來,理想的社會,就應該是要把「仁義道德」,當作為儒學的總綱去實踐。而如此尊奉儒學、以「儒家道統」為生命信仰之依歸,主張排佛、抑道的韓愈,他的這些新思想,多為後世理學家吸收,並且加以闡發。在他身上,無可諱言地,確實成就了中國儒學轉型的重大歷史勝利!

撰稿人:陳讚華

作者簡介

唐代大學者韓愈(768-824),字退之,唐河內河陽(今河南孟縣)人。在未滿兩個月大的時候,母親便去世。幸虧乳母李氏悉心照料,穩妥成長。三歲時,父親過世,居河陽的長兄韓會,便代父職,教養韓愈;嫂嫂鄭氏亦關懷備至,照顧有加。雖名叔嫂,但此二人,實情同母子。韓愈七歲時,開始學字讀書,其師便是身為兄長的韓會。韓會,本來就是文章德行出眾的人,早年即富盛名,甚可說是唐代早期古文運的推手之一,絕非一般泛泛之輩。而韓愈,就在兄長的教育之下,無論立身處世、學問根柢,皆受影響。然好景不長,韓會在韶州刺史任內的第二年病逝,留下妻子、韓愈,以及自二弟韓介過繼來的繼子、韓愈的姪子──韓老成(小名十二郎)。這年,韓愈十二歲。
      唐貞元二年(788)韓愈廿一歲,懷著經世之志,獨自前往京城,參加進士考試。但因無人薦舉,一連三次,均告失敗。這在當中,還因生活困頓,無得生存,不得已下,在長安道上攔馬,拜見馬燧,懇請求助。也幸有馬燧賜食衣之助,及之後,得時任右補闕兼皇太子侍讀梁肅的提攜薦舉,在貞元八年(792)時,韓愈能以第十三名,登進士科。然而,考取進士之後,還需參加吏部博學宏辭科考試,韓愈三次參加,亦皆失敗;三次給宰相上書,亦沒有任何回復;三次登拜權者之門,也都是被拒於門外。在這準備吏部考試的日子裡,嫂嫂鄭氏離世,其書〈祭鄭夫人文〉,表達了深切哀動,及己未能報答養育教誨之恩的遺憾,並為嫂服了一年的母喪。雖然仕途未遂,甚至遭遇喪失親人之痛,韓愈仍然有幸,結交了一群堅貞情誼之友,陪伴在他的人生道路上。
      貞元十二年(796)七月,韓愈廿九歲,受董晉推薦擔任宣武軍節度使觀察推官。韓愈從政生涯由此開始。任推官三年中,指導李ㄠˊ﹔ao、張籍等青年學習古文,也利用機會,宣傳自己對散文革新的看法。貞元十七年(801),通過吏部考試銓選。時作〈答李翊書〉,闡述自己欲將古文運動、儒學復古運動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想法,即韓愈發起並開展古文運動的代表之作。此後,回京任四門博士。任職四門博士期間,積極推薦青年學子,並敢為人師,廣授門徒。貞元十九年(803),系統化的提出師道理論名作〈師說〉,並任監察禦史。不久,即因上〈論天旱人饑狀〉,請減免賦稅,而被貶為陽山縣令。於陽山縣令任內,深入民間,極獲百姓愛戴。同時,韓愈自此開始構思並著〈原道〉等篇章,構成重要論著「五原」(原毀、原道、原性、原人、原鬼)之學說;此為唐宋時期新儒學的先聲,理論建樹、影響巨大。
      憲宗時,回京任國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依舊稱不上得志。在這之後,官職總是浮沉不穩。一直到五十歲,元和十二(817)那年因參與平定淮西吳元濟之役,展現傑出軍國大事之才能,升遷成為吏部侍郎,因此才踏入統治集團的上層。但是,卻在短短的兩年後,因上表諫迎佛骨而觸怒憲宗,差點便被憲宗處死。幸得裴度等大臣挽救,才撿回一命,最後被貶為潮州(今廣東)刺史。其於潮州刺史任內,為民除害(驅鱷魚);請教師,辦鄉校;計庸抵債,釋放奴隸;率領百姓,興修水利,排澇灌溉。在潮州八個月的時間內,憲宗被殺,穆宗登基。之後,韓愈又被召回京師,擔任過曆官國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職,始較能發揮所長、有所作為。長慶四年(824),因病告假,病逝於長安,享年五十七。因其自言郡望昌黎,故世稱韓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稱韓吏部。有《韓昌黎集》四十卷,《外集》等。《舊唐書》、《新唐書》皆有傳。
      在韓愈的性格內,常可見某一「複雜矛盾」之狀:在政治上,主張天下一統,反對藩鎮割據、宦官專權,此與二王集團並無二致,但卻抨擊二王集團的改革作為。在其思想淵源上,仍以儒家正統自居,反對佛老的清淨寂滅,甚是迷信神權,但偶亦有離經叛道之言,特別有番自己的看法。例如:盛讚孟子辟排楊朱、墨子,視楊、墨為偏廢正道,卻又主張孔、墨相用。或者,提倡貴王道、賤霸道,卻推崇管仲、商鞅等人事功。這般乍看貌似不合諧的基調下,卻也讓他展現出,甘願勇逆當代潮流,「收召後學」、「抗顏而為師」,積極指導後進學習,對於教育以及培養年輕人的高度熱忱與寄望。
      在創作上,他認為道(即仁與義)是目的、內容,文是手段、形式,強調以道為主,文道合一、文以載道。因此,也就不難想像,為何其強調作家應有道德、文學的修養。韓愈認為,學古,要在繼承的基礎上站穩腳步之後才能創新,並且反對過分追求形式的ㄆㄧㄢˊㄨㄣˊ﹔pian wen。 古代中國一種特有的文言文文體。兩馬並駕為「駢」,文章中兩句平行互為對偶,故名「駢文」,對偶句多由四字句或六字句組成,亦名「四六」。駢文,提倡散文,強調文章內容的重要性。此外,極端堅持「詞必己出」、「陳言務去」。於此,我們就不難理解,何以韓詩力求「險怪新奇」之因。韓愈以別開生面的雄渾磅礴氣勢,強健有力的筆觸,驅使縱橫,更夾雜恢奇詭異、濃郁瑰麗情趣,形構奔雷摯電之巨闊景狀,成功地創建了別開生面──以文為詩、用韻險怪──的「說理詩派」。當然,他對於現實的不平之情,也是深化其作品思想的原因之一。韓愈在散文、詩歌創作方面,在在實現了自己的寫作理論。其賦、詩、論、說、傳、記、頌、贊、書、序、哀辭、祭文、碑誌、狀、表、雜文等,各樣體裁的作品,均可稱有卓越成就,與開時代之先聲的影響力。職是之故,蘇軾稱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以其為唐、宋八大家(韓愈、柳宗元、歐陽修、王安石、蘇軾、蘇轍、蘇洵、曾鞏)之首,與柳宗元並稱「韓、柳」,更以「文章巨公」、「百代文宗」為其名,明白肯定的視韓愈為為唐代古文運動重要的執旗手、儒學的復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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