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儒家學者、經學家陸淳（？-806），字伯沖，號文通，晚年因避唐憲宗李純名諱，而改名為「質」；吳郡（今江蘇吳縣）人，亦是梁代名儒陸澄的七世孫。
      陸淳一生的成就，幾乎可說都在《春秋》研究、撰著之上。在其師啖助花了十年光陰（761-770），「集三傳，釋《春秋》」，撰成《春秋集傳》、《春秋統曆》二書的同時，陸淳亦隨侍在側地學習，自言「述釋之間，每承善誘，微言奧旨，頗得而聞」，無處不見對業師的尊重景仰之情。在業師啖助過世之後，陸淳為了整理遺稿，帶著啖助之子啖異，一同前往曾與啖助深談《春秋》之學的趙匡處，向其請教有關著作之間的微言大義等問題。前前後後，整理、書寫完畢，也幾乎花了五個年頭（775）。
      而正好，就是陸淳帶著啖助遺稿，前往趙匡處請益的這個命運轉折點，使得因為受教於啖助、問學於趙匡、長於《春秋》之學而小有名氣的陸淳，同趙匡一般，獲得揚州節度使陳少遊的賞識，開始他任職於使府、入京、長達十二年（代宗大曆八年──德宗興元元年，773-784）的仕途。而之所以稱其為命運的轉折，則是因為，這位終其一生皆未曾經歷科舉考試試練的學者，能在其仕途之路上行走闖蕩，甚至，最後被任命為東宮太子侍讀，得以進入最高學術權力核心，都需歸功於多年之前，陳少遊的愛才之舉。
      在這之間，陸淳曾擔任從事吏、太常寺奉禮郎、左拾遺（780-784）、太常博士（786）、刑部員外郎（788）、倉部郎中（790）、左司郎中，後又改為國子博士，歷任信州（今江西上饒縣）、台州（今浙江臨海縣）的刺史。直到唐順宗永貞元年（805），順宗即位，徵調陸淳為給事中，後被詔為皇太子（李純）侍讀。沒過多久，便因病去世，而門人則私下共謚其為「文通先生」。陸淳著作《類禮》二十卷、《君臣圖翼》二十五卷，今均已佚，但《春秋集傳微旨》三卷，以及其編纂修訂啖、趙二人學說的十卷《春秋集傳纂例》、十卷《春秋集傳辨疑》，三者今皆收入《古經解匯函》中。
      《春秋集傳纂例》一書，為啖助著三卷《春秋統例》，由趙匡損益發揮，再由陸淳合而類纂，並對於辭義難解處隨加註解而成。《纂例》考究《春秋》三傳得失，認為《左氏》雖長於敘事，但在宣揚大義處，確實不如《公羊》與《榖梁》二傳；此為總義。在全書末，考核以經傳文字之脫謬，並且列述有人名、地名、國名等資訊，以供讀者參考。主體部分，取捨三傳義例，編附經、傳文於啖助《統例》所掇拾的「春秋微旨」條文之下。透過這種主題式的條列經、傳文於各項「微旨」之下的作法，以類相從，擺脫了三傳舊說的拘束型態，開啟歸納法式「己意推斷」下的《春秋》微言大義。姑且不論其是否捨傳言經、獨斷專擅，但在當代，確實起到矯正時弊、開啟宋學風氣之先的作用與風潮。
      除《春秋集傳纂例》外，《春秋集傳辨疑》也是陸淳纂錄啖助、趙匡兩家攻擊、駁斥《春秋》三傳的言論；僅有《春秋集傳微旨》是全書出於陸淳之手，羅列三傳異同之處，參列以啖、趙說法，最後再以己說，斷定是非。
      啖助、趙匡、陸淳，三人從私人關係密切，到學術理念一致，最後在陸淳手上，將啖、趙二人學說予以具體彙整。全盤而論，陸淳不啻是中唐新《春秋》學學派形成的最大功臣。陸淳將理論具體化，使得學說有了堅強的論說基礎，再加上柳宗元、呂溫、陳商、陸龜蒙等人都信仰其學說，使得啖助等人主張的《春秋》說法，能成為帶動整體經學蛻變的力量。當然，這更是《春秋》學史的一個重大轉捩點：從章句訓詁轉向義理，從《春秋》三傳分立，走向三傳統一，變專門之學為通學。自此之後，有馮伉《三傳異同》、劉軻《三傳指要》、韋表微《春秋三傳總例》、陳嶽《春秋折衷論》的出現，四者意在調和三傳，進行裁決。由此可見，會通三傳或捨棄三傳，是中唐以來《春秋》學研究的主要趨勢，更可說，三傳分立的時代，基本上已正式結束。
      到了宋代，學者們承繼啖、趙、陸的學術傳統，在研究《春秋》經時，往往「棄傳就經」或者「輕傳重經」，欲直接尋求《春秋》大義。諸如孫復、孫覺、劉敞、崔子方、葉夢得、呂本中、胡安國、高閌、呂祖謙、張洽、程公說、呂大圭、家鉉毅等人，都是著名的代表人物。
      在經學上，恢復了面向現實的能力；在文化意義上，帶動了韓愈、柳宗元掀起的儒學復興運動，新《春秋》學派的經學革新，甚至波及到了五經，其影響之大，可見一斑。當然，事情往往好壞相參，克服了拘泥繁瑣的局面，卻可能落入過份依隨己意進行解經的論述狀態。然而，無論如何，清代四庫館臣稱其「考辨三家得失，彌縫漏闕」，所持論述「多異先儒」，開啟了宋儒疑經風氣，確實值得肯定。也因此，朱熹曾這麼談到陸淳：「推言治道，凜凜然可畏，終是得聖人個意思」，不可諱言，實有其積極意義存在此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