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奇逢(1584~1675)，字啟泰，號鍾元，世稱夏峰先生。直隸省保定府容城縣人(今河北省保定市容城縣)。生於明萬歷十二年，卒於清康熙十四年，享年92歲。是明末清初的理學大家。
　　孫奇逢幼年家貧，但他仍努力向學，17歲便考上舉人。然而父母接連過世，他丁憂守制長達六年，還獲得朝廷表揚他的孝行。此後孫奇逢連考四次會試卻都落第，也從此時起，孫奇逢就不再有從政為官的念頭與行動了。
　　孫奇逢一生，明清兩朝的皇帝，共徵召過他十一次，但他都堅不出仕。儘管無心為官，他卻又十分關心政局時事，最為時人稱述的，是當明朝天啟年間，東林黨人左光斗、魏大忠等人，被魏忠賢等閹黨打入詔獄，他不畏株連，公開奔走營救。過程中所展現出的忠勇謀略，感動了當時的兵部尚書孫承宗(天啟皇帝的老師)。據載，孫承宗答允親自入宮面見皇帝，只可惜未及營救，左光斗等人已慘死獄中。
　　事後，魏忠賢等人為掩飾罪行，誣指左光斗貪汙，要求家屬賠償款項，才能領屍安葬。孫奇逢又挺身號召士民百姓，終於能讓忠良骸骨得到安息歸葬。
　　等到清軍入關，他則率領鄉里民眾組成民兵，修武習學，以求抗敵自保。曾兩次擊退軍過容城，意圖劫掠侵擾的清兵。明朝滅亡後，清廷五次召他入朝，聘以高位，但孫奇逢都堅守志節，拒絕出仕。順治三年(1646)，孫奇逢的家鄉遭到旗人(貴族)強行圈佔，被迫舉家遷徙，南下流浪四年之後，孫奇逢落腳河南輝縣夏峰村(今河南省暉縣市夏峰村)，從此定居此地，創辦書院，設館講學，同時，著書立說，傳播儒學。
　　這樣一位俠義心腸的人，似乎與「埋首顧紙堆中，皓首窮經」，沾不上邊。然而孫奇逢卻是例外，為國計民生計時，他剛毅果斷。修習「內聖」學術時，則是勤謹認真，終身不曾懈怠。
孫奇逢原本推崇陸象山、王陽明的「心學」，強調「慎獨」的重要。認為為學乃至做人，都須體認天理為要，並透過日用倫常來實踐天理。
　　然而，明末清初的學者，面對一個改朝換代、人命危淺的不安定環境，對學術，自然會有一番不同於太平時期學者的體悟。孫奇逢也是如此。論及明朝亡國源因，他認為是主政官員因怕皇帝降罪，因此強逞口舌之能，巧言淡化情勢，紙上治國，以至一誤再誤。而擁有決定權的皇帝，則被空言蒙蔽，以至於災禍不可收拾，終於導致亡國。因此，孫奇逢的治學路數與觀點，明亡之後有了轉變，開始往「學以致用」的方向前進，最後成為大家。他將朱熹的「格物致知」與王陽明的「致良知」合二為一。指出這些觀念均得自孔子，二者殊途同歸，沒有將二者對立起來的必要。其次，提出了「頓從漸來」的頓漸合一說。他又將「道問學」與「尊德性」 合二為一。最後，他提出了「躬行實踐」、「經世載物」的思想，在知行關係上，肯定了王守仁「知行合一」合理的一面，認為做學問的，不應是空談家，應注重實踐，重視經世致用。
　　那麼，怎樣才算經世致用呢？對這些遭逢亡國之痛的學者來說，掌握國族所以興衰存廢的原因，便是最首要的課題。孫奇逢寫了五本與明朝有關的記載，若以寫史的標準審視，這些書未必盡善。但卻提供了相當寶貴的社會史資源。《取節錄》、《乙丙記事》、《甲申大難錄》這三本書，詳細記載了明清之際，黨爭、內亂與抗清史事。企圖通過了解歷史事實，來探討國家興亡的原因，並考查現實問題，以求關切並改善民眾生活疾苦。同時，他也相當重視地方史志的編纂整理，在地方史志的研究中，則著有《中州人物考》、《畿輔人物考》二書，目的在彰揚志士仁人的嘉言懿行。
　　此外，他提出「學術的存亡興廢，關係著國家的強盛衰落」觀點。強調為學先要闡明義理，然後切近人事，並且實際執行，最終達到經世濟民的效果。絕不可空談身心性命，或者沉溺章句訓詁。
綜觀孫奇逢一生，他精研儒學，博稽方志，不論是義理學或是史學，都有可觀。他盡心教化，著述立說，堅守「學以致用」的治學宗旨。他從「實用」的原則出發，評析儒學思想的義理要旨和各家學說的輕重得失，兼采眾家之長，而歸本孔子之道。提倡明體達用，學行合一。開創了清代初期黜虛務實之新學風。
　　他留下的學術著作有：《理學宗傳》、《聖學錄》、《北學編》、《洛學編》、《四書近指》、《讀易大旨》五卷、《書經近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