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循(1763～1820)，字里堂，江蘇甘泉人(今江蘇揚州人），世居江都黃玨喬，生於乾隆二十八年，卒于嘉慶二十五年。得年五十八歲。
　　焦循的父、祖皆學《易》，他形容自己是「承祖父之學，幼年好《易》」。同時，父、祖都諄諄告誡他，應以學術為重，而不以科舉當作唯一目的。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焦循除了研讀經書，也被鼓勵、被允許有其他如數算之類的深入學習。
六歲開始，焦循隨著表兄范秋帆讀詩、賦、古文。同時，他的表叔王容若，則教導他有關數算的知識，為焦循日後的習算書數之學打下紮實的基礎。後又跟隨劉墉，學習經史、曆算、訓詁諸學。但焦循的科舉之路，也走得並不順利。他曾於三十三歲遠赴山東，居住在當時的山東學政阮元家中，之後並隨著阮元至浙江赴任。也因此認識李銳、汪萊倆位算學大家。嘉慶六年(1801)焦循終於中舉，但隔年應禮部試，他又落榜，此時他徹底打消當官的念頭，返鄉侍奉母親。在他的母親過世後，焦循建了「雕菰樓」，專心授館教學、著書立言。
　　焦循的學術成就，最為後世稱道的，是《易》學與數算學。數算學部份，幼時由表叔王容若啟蒙後，二十五歲時，焦循的同窗好友，顧超宗送了他一本《梅氏叢書》，此後一直到焦循四十歲絕意仕進，這將近十六年的時間裡，他完成了《加減乘除釋》、《釋弧》、《釋輪》《釋橢》、《天元一釋》等書。清儒阮元以「精意無不包，簡而不遺，典而有則」來稱美焦循的數算之學。
　　至於《易》學，有著三代治《易》的家學淵源，焦循自述：初始他先學宋《易》，二十歲過後，轉研王弼《易》。二十五歲之後，則上溯到漢代，鄭、馬、荀、虞諸家，都是他研究的對象。此後，焦循貫注較多的心思在算學領域。等他返鄉歸隱，授館教徒之後，傾注全力治《易》，花了近十三年的時間，完成了易學三書(《易通釋》、《易圖略》、《易章句》) 與《易廣記》、《易話》。
焦循治《易》的路數轉變，像是一種往上回溯的歷程。由於在易學三書中，他建立了「旁通」、「當位失道」、「時行」、「相錯」、「比例」等名詞，這些名詞規範了卦爻的變化法則。某種程度上，與漢儒的象數易非常相似，因此被認為，本質上屬於象數一派。是對漢代易學的繼承。
　　然而，焦循對漢《易》不是只有繼承而已。他的「旁通」固然是虞翻的旁通說與荀爽升降說的進階發展。他在《易圖略‧十論》中，對漢易的「納甲」、「卦氣」、「爻辰」都提出猛烈的批評與駁斥。可見焦循的《易》學，雖有「象數」的概念與精髓，但並不宜劃歸在漢易這一脈之下。尤其特殊的，是焦循運用了六書中的「假借」，來注解《周易》經傳，自言「非明六書之假借轉注，不足以知彖辭爻辭十翼之義。」這種透過訓詁來解明經典、理解經義，善用檢索、歸納、演繹、統貫等方法，其實是典型的乾嘉學風呈現。因此，焦循的《易》學，無法用象數易或義理易給予定名，而是一種自成一家、卓爾獨立的易學樣貌。
　　此外，焦循也有《論語》、《孟子》的相關著作。他曾仿效戴震《孟子字義疏證》的體例，著有《論語通釋》(後推衍為《論語補疏》)。書中闡發忠恕之理。將「恕」當成禮的一個側面，強調「忠恕」必須「及物」，也唯有如此，才是「仁」的本意。
《孟子》學則是焦循另一個深受後人推重的學術領域。完成易學三書之後，他與長子焦廷琥，用了兩年的時間，博采蒐羅大量資料，編成《孟子長編》，成書後，再進行刪繁補缺，爬梳趙岐之注，兼採數十家儒者見解，以己意折衷，加以注解闡釋。寫成《孟子正義》初稿。可惜還來不及全面謄錄、校訂，焦循便因病逝世。書中強調聖人的教化功能，平常人必須有聖人的教化引導，才能發揮「知」之功能，故以學為修身成賢之基本。
　　焦循關注的範疇，不僅限於經學，他對文學的定義，也自有一套看法。首先，他相當欣賞袁枚提倡的「性靈說」，認為無性靈則無所謂學風，明言批判「考據的問題正在於缺乏“性靈”」。可是他卻又否定「文學足以體現“性靈”」，認為「只有經學才能言性靈，無性靈不可以言經學。」
　　不僅如此，焦循對方志學也頗有興趣。曾與阮元等合編《揚州圖經》，後又輯為《揚州足徵錄》。亦參與纂修《揚州府志》。還著有《北湖小志》與《邗記》二書，記述揚州一地風土。
　　綜觀焦循一生治學，他的興趣廣泛，學養深厚，治學主張學思並重，強調考據不廢義理，用以匡補救考據流弊。做為乾嘉時期的學者，焦循治學的嚴謹，合乎典範。問學的廣博，重視經世致用的態度，則頗有清初三大儒的遺風。而他強調教化的重要，主張「善與人同，物我並顧」的寬容，解釋「性善」時，強調人的可塑性，主張順人情，從人類個別可塑性及不同智慧著手，施以計劃教育，儘管焦循本身未及實踐此類外王事業，但以當時而論，仍是相當具有真知卓見的教育先知。
　　焦循的著作等身、數量驚人，除了上述廣為人知的《易學三書》與數算類書籍之外，尚有：《群經宮室圖》、《六經補疏》、《古文尚書辨》、《毛詩物名釋》、《李翁醫記》、《沙疹吾驗篇》、《醫說》、《雕菰集》、《裏堂詩集》、《仲軒詞》、《劇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