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字伯元，號雲臺，江蘇儀徵人，生於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卒於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年八十有六，諡號文達，人又稱阮文達、文達公。《清史稿》稱他「身歷乾嘉文物鼎盛之時，主持風會數十年，海內學者奉為山斗焉。」綜觀他不平凡的一生經歷，此評價殆非過譽。
　　阮元出生於武功顯達之世家，其祖玉堂是康熙五十四年的武進士，曾隨大帥遠征苗地，降苗人數千，大帥原欲殺降者，經由玉堂死諫乃止，後人在阮元的生平記載上提到此事時，都說：因為有玉堂的積德，他的後代子孫才會誕生出阮元這樣的一個大人物啊！
阮元的庭訓來自於母親，他五歲識字，八、九歲能作詩，皆是母親的教導所致，在他尚是髫年之際，曾因口吃，讀不好《孟子》篇章而哭泣，他的母親見狀，耐心的教導他一字一句朗誦成章，終獲開竅。阮元後來能以事功名於當時，其父的教誨影響極為深遠，「府君熟於《資治通鑑》，於成敗治亂、戰陣謀略，輒縱橫辯論，隨方指授，期不孝（指阮元）以有成。……嘗以歐陽文忠〈縱囚論〉、蘇文忠〈代張方平諫用兵書〉等篇，口講指畫，次第授不孝，曰：『讀書當為有用之學，徒習時藝，無益也。』」阮元的父親認為八股文並不能有益於民生社稷，而轉授有益於治道的文章與阮元。
　　阮元二十三歲於鄉試中舉，入京師，結識王念孫、邵晉涵、任大椿等學者，得益甚多，二十六歲高中進士，隔年，在翰林院編修大考中，由乾隆親擢為第一名，可謂少年得志。之後官運亨達，歷任內閣學士，戶部、禮部、兵部、工部侍郎，山東、浙江學政，浙江、河南、江西巡撫、漕運，兩湖、兩廣、雲貴總督，太子少保，體仁閣大學士等，卒後諭賜祭葬、贈諡號，可謂一世榮祿。
　　阮元一生的成就，可分兩方面來論述，一為學術，一為事功。在學術的成就上，他對於獎掖後進、編纂叢書不遺餘力。他擔任浙江學政期間，在當地組織學員，修纂《經籍纂詁》，「分籍纂訓，依韻歸字」，搜集小學專書及漢唐舊注中的舊訓詁分纂成冊，並禮聘精於訓詁之學的臧庸總其成，於嘉慶三年（1798年）完書，共分一百零六卷。除此之外，蒐羅清朝時江淮之間名人學士的傳記，纂成《懷海英靈集》；嘉慶四年的己未會試，與朱圭一同擔任主考官，得士有王引之、張惠言、郝懿行、陳壽祺、許宗彥等人，這次的會榜將漢學人才網羅殆盡，一時人文薈萃，乃以後的史書所津津稱道者；往後，在擔任浙江巡撫時，立「詁經精舍」，以興學教士，並選錄學生的優秀文章，編刻《詁經精舍文集》，使得東南人才極盛。嘉慶十年，丁父憂，返歸故里，寫成《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二百四十三卷，並置揚州府學。嘉慶十二年服喪畢，又被派往浙江巡撫，可惜這次由於未查學政劉鳳誥試場舞弊一案，而被削官，奉旨回京，在文穎館擔任非專任之差事（文穎館行走），後遷侍講，兼國史館總纂，在這時候，他創立了〈儒林傳〉體例，並集清代天文、律算學家的傳記而作《疇人傳》。嘉慶十九年，調撫江西時，刻《十三經注疏》。嘉慶二十五年，於兩廣總督任內，以經古學課士，在廣東立學海堂，編刻《皇清經解》（又稱《學海堂經解》）。
　　阮元精通經史、小學、詩文、天算、輿地、金石、校勘，可說是一名淵博的鴻儒，而他的學術思想，則是繼承戴震而來，講求以古訓求義理，取徑於漢儒，曾經有「聖賢之道存於經，經非詁不明。漢人之詁，去聖賢為尤近」之說，他的《性命古訓》、《論語論仁論》、《孟子論仁論》等篇，皆是闡發此等學術理念而作，編纂《經籍纂詁》也是這個道理，而他作學問的方法，則是先羅列古訓，繼而統整並加以條貫，最後加以歸納。例如，他用歸納的方法，將孔孟談到「仁」的語句，集中排比，加以發明，而寫成《論語論仁論》、《孟子論仁論》，客觀的呈現孔孟的原意，用以糾正後儒的曲說。阮元頗為講究義理，推闡古聖賢訓世之意，以求切於日用，故漸成漢宋兼采之風，而阮元能善用其名位，在巡撫東南各地時所創辦的學堂、所領導的學風，推廣學術、培植人才，對當時的學術影響極為深遠，例如：陳澧少年時期曾在學海堂就讀，受到阮元的影響自然不小，他所撰寫的《漢儒通義》，就是沿用阮元《性命古訓》的遺例而編述；郝懿行是他於嘉慶四年的會試所錄取的門生，郝氏的名著《爾雅義疏》，就是遵照阮元提倡的「尋音求義」而作。而《十三經注疏》、《皇清經解》等均是大套叢書，卷帙浩繁，若不是如阮元此等名臣大儒，又怎麼能順利編纂完成呢？
　　再論事功。由於阮元出生於武宦之家，自小父親就教導他兵法謀略之書，這對他往後為官幫助頗大。例如，當時的浙江深為海寇所苦，阮元到任後，即有計畫的造船、督辦鄉團，並制訂攻守之策，在兩次撫浙期間，多次掃蕩海寇有成，使得東南沿海一帶寇勢漸蹙；督撫雲貴之地時，當地有野人之患，時常劫掠地方，人民深受其害，阮元得知當地另有一少數民族，名叫傈僳，精於桑弩毒矢，野人畏之，於是籌費萬金，招募傈僳人於當地屯田，以防禦野人，並且獲得了很大的成效，展現他精於兵法、碩畫遠謀的一面。並且力革滇省鹽政之弊，罷黜貪官、防止走私，為官清廉慎行。
　　除此之外，阮元身為地方父母官，也展現了他仁民濟物的襟懷，浙江金華這邊，由於民多貧困，故有溺女之風，阮元為了遏止這樣的人倫慘劇，自願捐出薪俸，頒佈條令，若有生女之戶，可攜往郡學註冊，給喜銀一兩，以作為哺乳的費用，等過了一個月後，再按照戶籍稽查，若仍有溺女的情事，則予以懲治。這樣的作法，是因為阮元相信，那些貧困的人家會殺掉剛出生的親生兒是不得已的，若是先讓他們撫養一個月，依照人的天性，這種血緣親情是不可抹滅的，經過了一段時間加深感情，自然不忍殺嬰，他沒有一開始就用嚴刑峻法杜絕歪風，而是站在儒家相信人性本善的初衷，來導正敗壞的習俗，足以展現他對社稷民情的深刻關懷。
　　雲從龍，風從虎，阮元何其幸運，得以於皇朝聖世中得到重用，聰明早達，又能得享大年，以經術文章主持風會、提倡後學，將所學用於民生社稷，德行披澤於民，在他去世之後，先後入儀徵縣與揚州府鄉賢祠，可見他的學行與政績，是多麼被鄉里所敬重。
阮元的名位與著述，領袖於當代，與他往來交遊的儒者不計其數，與紀昀、王念孫等一同於館閣問學，焦循更是他的族姊夫，兩人互相切磋問學、往來頻繁。咸、同以後，清朝世道衰微，乾嘉實學也被今文經學取而代之，可謂是清代經學名臣的最後一重鎮。
　　他的著作有：《論語論仁論》一卷，《孟子論仁論》一卷，《性命古訓古訓》六卷、《曾子十篇注釋》四卷等，用以闡發他的學術主張；《揅經室集》五十八卷則闡述他說經之精義；重修《浙江通志》、《廣東通志》、編輯《考工記車制圖解》二卷、《儀禮石經校勘記》四卷、《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二百四十三卷、《四庫未收書目提要》五卷、《山左金石志》二十四卷、《兩浙金石志》十八卷、《稽古齋鐘鼎ㄧˊ﹔yi彝器款識》十卷、《兩浙輶軒錄》、《疇人傳》四十六卷、《淮海英靈集》二十四卷等，為考古者所重；《廣陵詩事》十卷、《石渠隨筆》八卷、《小滄浪筆談》四卷、《定香亭筆談》四卷等，則是隨筆記錄隨筆記錄。編纂之書則有：《經籍纂詁》一百六卷、《十三經注疏》四百一十六卷、《皇清經解》一千四百卷、《詁經精舍文集》十四卷、《學海堂初集》十六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