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志堂經解》共一百四十種一千八百六十卷，是一部重要的經部叢書。其底本來源除了徐乾學傳世樓以外，有毛氏汲古閣、範氏天一閣、錢曾述古堂。校勘人員主要有顧湄、張雲章、徐秉義、與何焯，參與刊刻者則近五百人。

此書所收經解以宋、元文人經學著作爲主，故又被稱為《宋元經解》，對其後《詣經堂續經解》、《經苑》、《皇清經解》的編刻，有著直接的啟發意義，在經學史與版本學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

　　《通志堂經解》雖署名納蘭性德校訂。但有不少學者持論認為，其實是徐乾學所輯刻，出於政治原因而讓名於納蘭性德。但若細查當時其他文獻以及參與編纂工作的學者說法，今日我們可以合理的推論出一個成書的時代背景與編纂過程：

清兵入關以來，順治一朝反清復明的聲浪與實際行動未曾稍歇，南明王朝始終存在著。在不斷的血腥鎮壓過程當中，清朝官方逐漸感受到，在文化上，爭取漢、滿融合的信賴感，會比一昧的武力鎮壓來的有效。而曾說過「帝位在德不在人」的朱熹及其學說，就成了想以夷族身分統治漢族的清朝皇帝，最有力的，實施思想統治的通孔。因此官方開始大張旗幟的，去尊捧這位原本確實也就相當有學術地位的宋代大儒。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宋、元經說的蒐集、廣布，就成了學術趨勢。徐乾學等人，原本就有這樣的使命承擔，想輯纂宋元經說，並前後努力求找書籍將近三十年。但當開始編纂、校稿乃至勘刻十，卻苦於經費不足，工作幾乎中斷。知道此事的納蘭性德，出錢出力，一意促成此事的順利運行。

在編纂過程中，我們無法確知，納蘭性德實際分擔了多少工作。但他慷慨出資，讓《通志堂經解》的編纂不致中斷，還親自投入纂修的工作，並在《通志堂經解》編纂完備之前，寫了《通志堂經解序》共六十三篇。就以上各項敘述判斷，《通志堂經解》由納蘭性德掛名總編，不算過分。若只因他的貴族血統，就認定這是一場出于政治原因的讓名，推論就不免狹隘了。

《通志堂經解》從康熙十二年（1673）開始刊刻，到康熙十九年(1680)完成主體部分，此後才在付刻的同時對少部分經解作校訂的工作，大約到康熙三十一年（1692）全部完成。

　 《通志堂經解》以收宋元人經說為主。卷帙浩繁,為清初規模最大的經解總集。收錄了易類三十九種、書類十九種、詩類十一種、春秋類三十五種、三禮類十二種、孝經類四種、論語類二種、孟子類三種、四書總義八種、總經解七種，收羅宏富。不僅如此，《通志堂經解》在康熙十九年的初刻本，為清初寫刻本代表之一,它寫刻嚴整疏秀、自然大方,歷來為專家所推崇。《通志堂經解》高質量的底本與校勘，使之又成為後世刻書的重要底本來源。

不僅如此，《通志堂經解》在各書之前都有序，敘述該書的內容、價值。這樣一種體例，其後的編輯叢書大多都加以繼承。最明顯的就是《四庫全書》。

此外，在文獻保存上，本書有著極大的貢獻。明代以四書大全、五經大全做為科舉的考試用書，文人讀書，多只以這兩套書為主。這使得許多宋元時期未被收入四書、五經大全的經學著作，逐漸散亡。若不是有《通志堂經解》的博采蒐羅，這些古籍，只怕是真的就此消失在學術舞台上了。

在經學的發展上，《通志堂經解》也有其價值。如惠棟、段玉裁、陳奐、黃丕烈、顧之逵、江沅、王筠、查慎行、翁同書、丁晏、陸沆、嚴元照或王國維等學者，都曾批校或題跋過通志堂本。而以通志堂本為底本的批校本，更是多達十三種。可以說,清代經學的昌盛、乾嘉考據學的形成，《通志堂經解》確實有其貢獻。

撰稿人：李慈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