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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金鎖匙

內容介紹

東周春秋時期,當時各國對記載自己國史的史書各有相異的稱謂。今所謂《春秋》,相傳即為孔子取魯國國史「《春秋》」所刪訂而成的。由於《春秋》的文辭簡易,確切意蘊難明,所以自古以來歷來便有補充《春秋》史料而成書的《左傳》,也有直接從《春秋》文辭中發揮微言大義的《公羊傳》和《穀梁傳》。不過,《左傳》雖長於記事,但歷數史事之餘,也多卜筮符應之說,並不便於對孔子《春秋》意旨的發掘或發揮;而《公羊傳》和《穀梁傳》則是相反,雖不能說向壁虛造,但的確較乏確切史事以為證。元代儒者趙ㄈㄤ﹔fang(音「方」)深於《春秋》學。他受《禮記.經解》所載「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的啟發,這開拓出以「屬辭比事」來對《春秋》進行詮釋的新領域。

所謂「屬辭比事」之法,「屬」是「合」的意思,也就是說,這是一種以比對《春秋》記載中相同或相異的史事、用辭為中心,來探求聖人微言大義的方法。根據馮曉庭在其收於《元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楊晉龍主編,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2000年)下冊的〈趙汸《春秋金鎖匙》初探〉(頁625-658)一文指出,趙汸藉由對《春秋》史事記述的歸納和解析,認為《春秋》之所以撰作,其目的和用意,就是為了「尊周王室」、「正名分」、「嚴夷夏之防」和「假魯以扶持世道之變」。我們若綜合這四項綱領來看,《春秋》所代表的,正可說是一種道德文化與政治現實合一的理想追求。所以《春秋》除了「夷夏之防」外的文化抉擇外,當然也會對當時諸國大夫、世卿竊居權位、專擅國政的亂象,表達深惡痛絕和不滿。

這裡應當補充說明的是,「夷」、「夏」本來雖為農耕民族與畜牧民族之統稱,但「夷夏之防」可不是狹隘的民族偏見,而是取決於道德的整體修持與自覺。這個意思就是說,若一國之民不修禮樂,淫奢無度,則「夏」即不配稱之為「夏」;同樣的,若上慈下孝,秩序井然,則「夷」即不復為「夷」。因此,如果我們用這種道德文化抉擇的準則來做為「臣道」合宜與否的判斷,譬如說像上文提過的世卿專政,一個臣子可能因為他的賢能而被國君委託輔助國政,結果後來他的兒子、甚至孫子竟然也都理所當然地繼續執政,像這樣只是由家族世襲積累而來的權臣,即便繼任的兒孫賢能,也應當予以譴責。因為這是原則問題。如果大家都於此都忽略而不論,以後像「趙盾弒其君」這樣的慘事就會不斷發生。可惜的是,當時雖然仍有許多史官不顧性命地對「趙盾弒其君」的慘事秉筆直書,但曾經為諸國盟主的晉國,終於還是被韓、趙、魏三姓大夫家瓜分,成為戰國時的韓國、趙國和魏國。

那麼,如果國君本身昏庸無道,難道我們就只能「盡忠」,與昏君一同毀滅嗎?無論古今中外,在國家滅亡後,這的確也是許多人的選擇之路;但應注意的是,這不是「殉君」,而是「殉國」。尤其是在古中國,由於國家乃是宗廟社稷的具現。昏君之亡,咎由自取;但若國亡,卻是無以立身。所以這也代表說,國君無道,政權就應當移轉給更賢能有德的人。這是從西周初期便已確立的人文精神。於是趙汸便由《春秋》用辭中,勾勒出孔子對周王室由期待王室復興到期許魯國能自修德性以承接「天命」的用心。

其實,趙汸所提出的《春秋》義例,與既有的成說出入不大。但是趙汸的成就便在於,他不是先以成說為依據,回過頭來在史事上找證據,而是透過《春秋》史事、遣詞用句的比較,來歸納出這些結論。這在學術論證上,便有了可供參考的客觀依據。而且透過「屬辭比事」,趙汸也對《春秋》史事發展進程有廓清之功。趙汸除了傳述其師黃澤論點的《春秋師說》外,其它的《春秋》學著作,如《春秋集傳》、《春秋屬辭》、《春秋左氏補註》及《春秋金鎖匙》等,都是本著「屬辭比事」的大意而作的。尤其是《春秋屬辭》和《春秋金鎖匙》,趙汸在這兩部著作中,將他對《春秋》研究的心得進行歸納整理,試圖提出能通貫《春秋》全經的寫作體例。而《春秋金鎖匙》則更是簡要。全書只有一卷,也只以一百零五條《春秋》經文來發揮義例。雖然現在沒有直接的文獻證據,斷定《春秋金鎖匙》就是趙汸《春秋》研究的壓卷之作;或許,它也有可能是趙汸另一部《春秋》學著作的綱領也說不定。但無論如何,由《春秋金鎖匙》的精要度可見,此當為趙汸《春秋》學研究發展所必然歸著的一步無疑。

撰稿人:江俊億

作者簡介

ㄈㄤ﹔fang,字子常,號東山。他雖是安徽省休寧縣人,但他的祖先其實是來自隴西(今甘肅省),大約在唐僖宗中和年間,因避黃巢之亂而舉家搬遷到安徽省來。此後便世居於安徽。
  趙汸生於元仁宗延祐六年(1319)。六年前的皇慶二年(1313),元仁宗下詔科舉考試將採朱子學諸經傳、注以為定本,其中也包括堪稱為朱子畢生傑作的《四書章句集註》。所以趙汸從小開始,便也開始跟著學校老師讀《四書章句集註》。然而,趙汸越讀,越覺得疑難。他去問老師,老師說你這只是初學,不用太花心思去追求書中的意思。趙汸本來就是個聰明的孩子。當他還在襁褓中,聽到大人讀書都能夠跟著背誦,聽到老師這樣的回答,怎麼可能就此罷休?因此,他晚上回家後,他就自己去找朱子《全集》和《語類》來看,竟整整看了一整個晚上才休息。從此以後,趙汸領悟到聖賢之學的廣袤和研究學問的趣味,便不再為了科舉考試才讀書了。
  又過了幾年,趙汸已十九歲。對於戮力治學的趙汸,家鄉的老師們已經不能解決他的學術問題了,他遂有想離家求學的念頭。為此,趙汸甚至開始變賣家產,以籌措旅費,招致部分親友的非議。這時候,趙汸聽說江西省九江縣有位名叫黃澤的學者,學問很好,正謝絕賓客,關起門來寫書。趙汸便去拜訪黃澤。黃澤教學主張「積思自悟」,意思就是說,他給學生一個題目後,並不多作解釋,而是希望學生自己去思索相關問題。不過,經趙汸一再登門求教,黃澤前前後後也教授他經學疑義多達千餘條。後來趙汸從二十三歲(元順帝至正元年,1341)開始,又花了兩年時間,從黃澤那裡學到了他的《易》學與《春秋》學。所以從十九歲到二十五歲為止,或許我們可以將這六年的時間,稱為趙汸求學的第一個階段。然而趙汸求學的第二階段,卻是從一連串的被質疑開始。
  趙汸大約在二十五、六歲時生過一場大病,從此身體就不是很好,但還是努力求學和著述。而趙汸在得到黃澤《易》學與《春秋》學的傳授後,曾經經過嚴陵,拜訪一位名叫夏大之的學者。夏大之在問過黃澤教法後感到不能接受,竟勸趙汸不要再徒然浪費心力於黃澤教法了,並出示夏家家傳先天《易》書給趙汸,說:「這才是表達出上古伏羲畫《易》深意的一大徵象啊!」(原文:「此羲《易》一大象也。」)後來趙汸雖然靠自己的實力,得到另一位學者黃溍的殊禮。但在他剛拜見黃溍時,也是受到黃溍不留情面的質疑。雖然趙汸終究沒有放棄黃澤的學問,但以上這兩段稱不上愉快的經歷,或許也跟他再拜元代大儒吳澄的弟子虞集為師也有些關係。
  趙汸從虞集那裡重新學習了自幼即曾致力的朱子學,也在治學方法裡融入了陸象山的心學,復行自楊龜山以下所傳「默坐澄心」教法,以「向上工夫」為導引來解決師門之學和文字義蘊的疑難,很有些心得。趙汸並自築一室,名為「東山精舍」,虞集很敬重他,曾為此寫了一篇〈東山精舍記〉。而其後虞集病卒,他的喪事和行狀也便由趙汸來處理。元順帝至正六年(1346),趙汸再度往訪九江。這時趙汸的學問已經很好了,但他的老師黃澤也早已去世了。這時,曾有一位吳澄的學生袁正夫,蒐集了吳澄的言論編為《四書日旨》。因為自覺這些言論與朱子有很大的差距,就請趙汸來訂正。趙汸因此為袁正夫寫了數萬字的建議,正夫便心服而修訂。趙汸也跟虞集的另一個學生蘇天爵有很好的交情。由於元末朝政日衰,各地已經漸漸開始有動亂。蘇天爵邀請趙汸一同去守城,趙汸以老母親尚在而推辭。至正十二年(1352)以後,家鄉休寧被各地蜂起的盜賊蹂躪,趙汸還是護著母親遠避。但等到母親安享天年而逝後,趙汸便去幫助安徽元帥汪同保家衛鄉,後來還得到朝廷授與他的「承務院江南行樞密院都事」官銜。
  大約自至正十七年(1357)以後,趙汸開始在山中隱居並著述。趙汸基於老師黃澤的傳授和自身的體會,選擇《春秋》經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不同於《左傳》詳於記事,也不同於《公羊傳》和《穀梁傳》發揮大義,趙汸從《禮記.經解》「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一句獲得啟發,以比較《春秋》史事和經文遣詞用字的異同入手,以客觀的文獻證據,歸納出許多《春秋》義例,開啟一條以「屬辭比事」研究《春秋》經、傳的新路向。此外,趙汸也沒有放棄其師黃澤的《易》學,著有《周易文詮》四卷、《春秋師說》三卷、《春秋集傳》十五卷、《春秋屬辭》十五卷、《春秋左氏傳補注》十卷、《春秋金鎖匙》一卷。等到明太祖朱元璋成功建立明朝後,徵召趙汸及其他學者一同參與《元史》的編修工作。修完後,趙汸回家還不到一個月,就宿疾復發,病逝於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享年五十一歲。其後由趙汸門人汪蔭等蒐集其詩文,編為《東山存稿》七卷傳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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