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其本身，是人類活動的軌跡；而「開始記錄歷史」，則是人文精神發皇的重要指標。對於歷史的記述，中國文化從很早以前開始，便對其價值有著相應的重視，而在歷史書寫取向上有著多元且豐富的發展與實踐。

於此相應史書體裁中，最早成立的是圍繞著事件本身的相關發展經歷來加以記述的「記事體」，這同時也可說是中國書寫體式「文言文」的濫觴。至於隨著紀錄時間的不斷延長，又隨之出現以大時間的前後流程為基礎來記事的「編年體」，以及回歸「人」本身、以「記人」為主體歷史書寫取向的「紀傳體」，這些即是中國史學中，分別以「事」、「年」或「人」為重的歷史書寫取向。但若要尋求儒家人文精神的直接體現，歷代「典章制度」的探究仍是不可或缺的一環。對此，雖說關於「典章制度」的記述，其雛形已可見於經書中的《周禮》、《儀禮》，而集成於司馬遷《史記》以「書」為名而寫作的〈禮書〉、〈樂書〉、〈律書〉、〈曆書〉、〈天官書〉、〈封禪書〉、〈河渠書〉及〈平準書〉等「八書」。但從班固《後漢書》襲用司馬遷此例，並改「書」為「志」後，卻因為歷朝史書皆是與《後漢書》相同，成為只記錄一朝歷史的「斷代史」，所以歷代各「志」的承載量，也就只限於一朝而已。對於某個制度或命令，最重要的無外乎這個制度制定的理由為何？制定後實際施行狀況如何？這個制度的優、缺點又何在？如有缺點，又要如何改進？所謂的「典章制度」，就是要從「因革損益」的角度去觀察，才能真正發揮隱身在「典章制度」背後的意義和價值。既然歷朝歷代國祚各有長短，那只參照一代史書，肯定也有所不足。既然如此，撰作一個「典章制度」的「通史」，其必要性也就應運而生。這樣的歷史書寫取向，要到中唐時宰相杜祐以儒家「先養而後教」、「先理而後刑」、「安內以馭外」的思想為中心所編寫《通典》問世後，才正式確立以採錄歷代「典章制度」為重的史學新領域。

後代史學家雖將杜祐《通典》、趙樵《通志》及馬端臨《文獻通考》，合稱之為「三通」，不過鄭樵所關注的面向，已從「典章制度史」提高到「學術史」、甚至幾乎近於「文化史」的角度。加上《通志》在完書後並沒有廣泛流傳，連馬端臨本身也未及見到《通志》全書（此見《文獻通考．經籍考．鄭夾漈通志略》條）。所以我們可以說，直到馬端臨撰作《文獻通考》，才回到「典章制度史」的本懷初衷，以求上承杜祐，而續有傳述。

馬端臨是在其父親．前南宋丞相馬廷鸞去世的隔年（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起才開始動筆編寫《文獻通考》的。在此之前，馬端臨至少已經過十七年的前置作業準備時間。根據《文獻通考》書前所附的馬廷鸞門人李謹思〈序〉可知，《文獻通考》成於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那年馬端臨應已五十四歲。《文獻通考》成書後，王壽衍經饒州（今江西省波陽市）教授楊甲關推薦，於元仁宗延祐六年（1319）上表奏請刊刻《文獻通考》，仁宗遂下旨，交由饒州抄錄。三年後（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抄成《文獻通考》六十八冊，復通過翰林院國史院考核審訂、端臨親自校對後，便於元泰定帝泰定元年（1324），由杭州路西湖書院首次刊行。不過可能是因為卷秩繁多的關係，西湖書院本《文獻通考》版刻並不精審，或有脫漏訛誤。因此，江浙儒學提舉余謙便委託端臨女婿楊元長，向端臨的兒子馬志仁借得《文獻通考》稿本再行校勘後，於元順帝至元五年（1339）二度刊行。從此以後，《文獻通考》才真正的流傳開來，而為世人所知。

馬端臨在《文獻通考．自序》中表示，除了〈經籍考〉、〈帝系考〉、〈封建考〉、〈象緯考〉、〈物異考〉等五門外，其他的十九門都是從杜祐《通典》既有的「九典」再劃分而來的。至於《文獻通考》的命名用意，則是馬端臨發揮《論語》「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的意思，認為所謂的「文」可以說是「典籍」，而「獻」則是指「賢者」及其相關言論。因此，他對於歷代典章制度的因革損益，除了本諸經、史、歷代《會要》和諸子百家等「信而有證」者以「敘事」外，尚選取當時臣僚奏疏、近代諸儒評論和名流燕談、稗官記錄中可「定典故之得失、正史傳之是非」者來「論事」。所以馬端臨才名此書為《文獻通考》。

然而，以上這些立意也曾招致後世學者的非議。譬如說，明代王圻（音「期」）在《續文獻通考》中，就曾指出端臨以「文」、「獻」分屬「典籍」、「賢者」的邏輯謬誤。王圻認為，賢者的奏疏論贊應該也是「文」，何必另分以「獻」為類？而且王圻也指出《文獻通考．四裔考》中對遼、金典章制度著墨不多的缺陷。至於清代則因乾隆曾詔開「三通館」重修「三通」，所以清儒對《文獻通考》缺失的指責即更為具體而有徵。像四庫館臣的意見，大抵是由端臨對經、史徵引的疏漏和不全面處著手。館臣引例翔實，這些的確都是《文獻通考》很大缺失。當然，也有學者從禮學的專業認知不足來指責馬端臨（如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或是從「典章制度史」的角度和體例，得出《文獻通考》其實不應列入〈經籍考〉、〈帝系考〉、〈象緯考〉、〈物異考〉等四〈考〉的指謫（參錢穆《中國史學名著》）。然而，《文獻通考》還是有很多優點。譬如說比諸杜祐《通典》，《文獻通考》不只承襲《通典》抄錄奏議文章以為證據的長處，也對歷代兵制和封建制度的沿革有所補正。而《文獻通考》由《通典》所分析出的二十四門類，也方便讀者進行細部查考和研究。最重要的是，《文獻通考》對宋朝史事採考尤詳。尤其是端臨的案語，多能「貫穿古今，折衷至當」（館臣語），非常難得。而且《文獻通考》雖成於元代中期，但端臨在提到宋朝時，不僅多次以「祖宗」、「國朝」稱之，又避宋帝名諱，端臨的民族情懷，從此可見。難怪王德毅也認同並引述明儒胡應麟的評語，指出讀者若能合併長於史事的司馬光《資治通鑑》與備載歷代典章制度的馬端臨《文獻通考》一同研讀，「方能得史之全體大用」了。（參氏著〈馬端臨與《文獻通考》〉）

目前學者習用的《文獻通考》，大多以商務印書館於民國二十四至二十五年（1935-1936）影印浙江書局《十通》本的「商務《十通》本」、臺北新興書局影印商務《十通》本、或是《四庫全書》本為主。不過這些版本，書前都沒有收錄李謹思〈序〉。讀者若想要參考這篇文章，則須另讀元刊本和明刊本《文獻通考》。其中像明嘉靖刊本《文獻通考》，現收藏於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善本圖書室。而至元五年（1339）余謙修補過後的二次刊本或元、明遞修的版本，在中華民國國家圖書館和故宮博物院則都有多部收藏。值得一提的是，本以為已失傳的泰定元年（1324）杭州西湖書院初刻本，目前已收於《中華再造善本》的「金元編．史部」中。《文獻通考》「初刻本」遂得以重新面世。

撰稿人：江俊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