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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通考

內容介紹

「歷史」其本身,是人類活動的軌跡;而「開始記錄歷史」,則是人文精神發皇的重要指標。對於歷史的記述,中國文化從很早以前開始,便對其價值有著相應的重視,而在歷史書寫取向上有著多元且豐富的發展與實踐。

於此相應史書體裁中,最早成立的是圍繞著事件本身的相關發展經歷來加以記述的「記事體」,這同時也可說是中國書寫體式「文言文」的濫觴。至於隨著紀錄時間的不斷延長,又隨之出現以大時間的前後流程為基礎來記事的「編年體」,以及回歸「人」本身、以「記人」為主體歷史書寫取向的「紀傳體」,這些即是中國史學中,分別以「事」、「年」或「人」為重的歷史書寫取向。但若要尋求儒家人文精神的直接體現,歷代「典章制度」的探究仍是不可或缺的一環。對此,雖說關於「典章制度」的記述,其雛形已可見於經書中的《周禮》、《儀禮》,而集成於司馬遷《史記》以「書」為名而寫作的〈禮書〉、〈樂書〉、〈律書〉、〈曆書〉、〈天官書〉、〈封禪書〉、〈河渠書〉及〈平準書〉等「八書」。但從班固《後漢書》襲用司馬遷此例,並改「書」為「志」後,卻因為歷朝史書皆是與《後漢書》相同,成為只記錄一朝歷史的「斷代史」,所以歷代各「志」的承載量,也就只限於一朝而已。對於某個制度或命令,最重要的無外乎這個制度制定的理由為何?制定後實際施行狀況如何?這個制度的優、缺點又何在?如有缺點,又要如何改進?所謂的「典章制度」,就是要從「因革損益」的角度去觀察,才能真正發揮隱身在「典章制度」背後的意義和價值。既然歷朝歷代國祚各有長短,那只參照一代史書,肯定也有所不足。既然如此,撰作一個「典章制度」的「通史」,其必要性也就應運而生。這樣的歷史書寫取向,要到中唐時宰相杜祐以儒家「先養而後教」、「先理而後刑」、「安內以馭外」的思想為中心所編寫《通典》問世後,才正式確立以採錄歷代「典章制度」為重的史學新領域。

後代史學家雖將杜祐《通典》、趙樵《通志》及馬端臨《文獻通考》,合稱之為「三通」,不過鄭樵所關注的面向,已從「典章制度史」提高到「學術史」、甚至幾乎近於「文化史」的角度。加上《通志》在完書後並沒有廣泛流傳,連馬端臨本身也未及見到《通志》全書(此見《文獻通考.經籍考.鄭夾漈通志略》條)。所以我們可以說,直到馬端臨撰作《文獻通考》,才回到「典章制度史」的本懷初衷,以求上承杜祐,而續有傳述。

馬端臨是在其父親.前南宋丞相馬廷鸞去世的隔年(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起才開始動筆編寫《文獻通考》的。在此之前,馬端臨至少已經過十七年的前置作業準備時間。根據《文獻通考》書前所附的馬廷鸞門人李謹思〈序〉可知,《文獻通考》成於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那年馬端臨應已五十四歲。《文獻通考》成書後,王壽衍經饒州(今江西省波陽市)教授楊甲關推薦,於元仁宗延祐六年(1319)上表奏請刊刻《文獻通考》,仁宗遂下旨,交由饒州抄錄。三年後(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抄成《文獻通考》六十八冊,復通過翰林院國史院考核審訂、端臨親自校對後,便於元泰定帝泰定元年(1324),由杭州路西湖書院首次刊行。不過可能是因為卷秩繁多的關係,西湖書院本《文獻通考》版刻並不精審,或有脫漏訛誤。因此,江浙儒學提舉余謙便委託端臨女婿楊元長,向端臨的兒子馬志仁借得《文獻通考》稿本再行校勘後,於元順帝至元五年(1339)二度刊行。從此以後,《文獻通考》才真正的流傳開來,而為世人所知。

馬端臨在《文獻通考.自序》中表示,除了〈經籍考〉、〈帝系考〉、〈封建考〉、〈象緯考〉、〈物異考〉等五門外,其他的十九門都是從杜祐《通典》既有的「九典」再劃分而來的。至於《文獻通考》的命名用意,則是馬端臨發揮《論語》「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的意思,認為所謂的「文」可以說是「典籍」,而「獻」則是指「賢者」及其相關言論。因此,他對於歷代典章制度的因革損益,除了本諸經、史、歷代《會要》和諸子百家等「信而有證」者以「敘事」外,尚選取當時臣僚奏疏、近代諸儒評論和名流燕談、稗官記錄中可「定典故之得失、正史傳之是非」者來「論事」。所以馬端臨才名此書為《文獻通考》。

然而,以上這些立意也曾招致後世學者的非議。譬如說,明代王圻(音「期」)在《續文獻通考》中,就曾指出端臨以「文」、「獻」分屬「典籍」、「賢者」的邏輯謬誤。王圻認為,賢者的奏疏論贊應該也是「文」,何必另分以「獻」為類?而且王圻也指出《文獻通考.四裔考》中對遼、金典章制度著墨不多的缺陷。至於清代則因乾隆曾詔開「三通館」重修「三通」,所以清儒對《文獻通考》缺失的指責即更為具體而有徵。像四庫館臣的意見,大抵是由端臨對經、史徵引的疏漏和不全面處著手。館臣引例翔實,這些的確都是《文獻通考》很大缺失。當然,也有學者從禮學的專業認知不足來指責馬端臨(如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或是從「典章制度史」的角度和體例,得出《文獻通考》其實不應列入〈經籍考〉、〈帝系考〉、〈象緯考〉、〈物異考〉等四〈考〉的指謫(參錢穆《中國史學名著》)。然而,《文獻通考》還是有很多優點。譬如說比諸杜祐《通典》,《文獻通考》不只承襲《通典》抄錄奏議文章以為證據的長處,也對歷代兵制和封建制度的沿革有所補正。而《文獻通考》由《通典》所分析出的二十四門類,也方便讀者進行細部查考和研究。最重要的是,《文獻通考》對宋朝史事採考尤詳。尤其是端臨的案語,多能「貫穿古今,折衷至當」(館臣語),非常難得。而且《文獻通考》雖成於元代中期,但端臨在提到宋朝時,不僅多次以「祖宗」、「國朝」稱之,又避宋帝名諱,端臨的民族情懷,從此可見。難怪王德毅也認同並引述明儒胡應麟的評語,指出讀者若能合併長於史事的司馬光《資治通鑑》與備載歷代典章制度的馬端臨《文獻通考》一同研讀,「方能得史之全體大用」了。(參氏著〈馬端臨與《文獻通考》〉)

目前學者習用的《文獻通考》,大多以商務印書館於民國二十四至二十五年(1935-1936)影印浙江書局《十通》本的「商務《十通》本」、臺北新興書局影印商務《十通》本、或是《四庫全書》本為主。不過這些版本,書前都沒有收錄李謹思〈序〉。讀者若想要參考這篇文章,則須另讀元刊本和明刊本《文獻通考》。其中像明嘉靖刊本《文獻通考》,現收藏於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善本圖書室。而至元五年(1339)余謙修補過後的二次刊本或元、明遞修的版本,在中華民國國家圖書館和故宮博物院則都有多部收藏。值得一提的是,本以為已失傳的泰定元年(1324)杭州西湖書院初刻本,目前已收於《中華再造善本》的「金元編.史部」中。《文獻通考》「初刻本」遂得以重新面世。

撰稿人:江俊億

作者簡介

馬端臨,字貴與,號竹洲,饒州樂平(江西省樂平市)人。馬家世居於樂平縣永善鄉,祖先中不乏賢能有為的傑出人物。依照史冊記載,端臨的遠祖在唐代有馬燧,因軍功而被封為北平郡王;下及北宋,又有馬遵,他是北宋真宗至仁宗年間的士大夫。馬遵作為監察御史,善議論時政,剛直敢言卻又不偏激。他曾彈劾當時宰相梁適的不法行為,使梁適丟官。馬遵歷任各級官吏,最後官至吏部員外郎直龍圖閣,因此頗得王安石、范仲淹等當時名儒的推重。
   後來馬家約有三代沒有人出仕,只是以讀書傳家。到了南宋中期左右,馬家家境不好,馬端臨的父親馬廷鸞是家裡三兄弟的老二,三兄弟中,雖然馬家大哥巖甫雖先中舉人,但卻集中資金,供馬廷鸞參加考試。而馬廷鸞也不負眾望,在巖甫中舉隔年便中舉,累官至右丞相兼樞密使。幾年後馬家小弟駿儒也中舉,兄弟三人再度光耀了馬家門楣。
  馬廷鸞雖然作為右丞相,但當時朝政實為賈似道所把持。賈似道常打擊異己,偋退忠良,朝中風氣非常不好。馬廷鸞鑒於北方蒙古外患逐漸有南近之勢,建議朝廷應多以實際利祿賞賜邊士,鼓勵他們保家衛國。但賈似道對蒙古外患,一向是欺上瞞下,不願正視問題。而且賈似道也壓抑將校,盡量不讓軍人有升官發達的機會。馬廷鸞遂因此遭到賈似道的排擠。廷鸞只好透過上書,多次要求辭官返鄉。南宋度宗雖想留他,奈何受制於賈似道,就算想留下廷鸞也是無能為力,結果廷鸞最後雖然還是以「患病」為名義,被迫辭去丞相的職位。從他臨走前留下「臣死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疆圉(音「雨」,本來是指養馬的地方,此意指邊境)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群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閫(音「捆」,本義為城門,引申作統兵在外者的意思)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永圖,臣死且瞑目」的奏書來看,他實在是痛心疾首到了極點了。
   馬廷鸞生有六男五女,馬端臨是他第二個兒子。端臨生於南宋理宗寶祐二年(1254),從學於當時有名的朱子學者曹涇。端臨在他二十歲那年(南宋度宗咸淳九年,1273),雖中省試第一名,但隨著廷鸞的辭官,端臨也絕意仕進,跟著回鄉讀書(五年後,南宋都城臨安便被攻陷,南宋滅亡)。廷鸞所建造的「碧梧精舍」,全都是書。廷鸞自己隱居,也繼續教導、督促端臨讀書。而端臨同時也以教書為業,對於眾多門弟子的問題,端臨總是口若懸河、對答如流。使得來問問題的同學,都必有所得而歸。父子兩人便如此開始過著以讀書、教書為主的鄉居生活。
   端臨是廷鸞所有孩子中,最有資質的一個。廷鸞自己也是出入經、史、子、集四部,讀過的都還想要再重讀。以前廷鸞的每個孩子,都被他開列書目,要求必須研讀一本古書。對於年紀長的孩子,便要他們自己揀擇與自己性向相近的古籍來看;而年紀尚幼的孩子,廷鸞就幫他選書,再請好的老師教他讀(古人大多易子而教。尤其是當孩子還小時,為了怕溺愛而耽誤課程,通常是不親自帶孩子讀書的)。其實當南宋滅亡時,端臨才二十五歲,父親廷鸞也是大志未伸。然而,他們也恥於在新的朝廷上當官。像元世祖忽必烈入主中國後,便想徵召廷鸞,但廷鸞並不接受;而以前也曾作過南宋宰相的留夢炎降元後作禮部尚書,想推薦端臨出來作官,也被端臨以侍親為由推辭。父子倆人讀書相守之餘,身為遺民,自然便興起想藉著作傳世明志的念頭。他們注意到,以前唐代的杜佑撰《通典》兩百卷,南宋中、前期的鄭樵作《通志》兩百卷,都是以考察歷代典章制度如何因革損益為宗旨而作的。但《通典》和《通志》所考察的範圍,是由上古至隋、唐(杜佑是中唐至晚唐人,所以《通典》的考察年限,便只到玄宗天寶年間,並下及肅宗、代宗而已),所以端臨便順著這個路向,將由上古以下,直到南宋寧宗嘉定五年(1212)的典章制度分為二十四門類,作三百四十八卷的《文獻通考》。現在可知有很多廷鸞的史學觀點,由端臨以「先公曰」為起頭,收錄於《文獻通考》各門類中;而且《樂平縣志》所載的廷鸞考史著作《讀史旬編.序》中,載有「姑以備遺忘、授兒曹而已」的話,所以近代大陸學界有一種觀點,認為《文獻通考》是廷鸞、端臨父子所共同寫就的。廣義來看,像這樣的說法也未嘗不能聊備一說。但使《文獻通考》得以成書的,終究是端臨而非廷鸞。廷鸞畢竟只是一個被引述的對象而已。所以,現在我們若說由《文獻通考》來研究馬廷鸞的史學思想、經濟思想或教育思想等等則可;若要以廷鸞為《文獻通考》的共同著作者,則恐尚須斟酌一二。
   廷鸞在罷相歸鄉十七年後,於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去世。端臨經過這十餘年的史料積累,才從廷鸞去世隔年開始動筆寫《文獻通考》。而端臨也在守喪三年(其實是二十五個月)期滿後,才開始接受朝廷的徵請,出任學官,擔任家鄉饒州慈湖書院山長,從事教育推廣工作。後來,元仁宗延祐五年(1318),端臨復起為衢州柯山書院山長。這時《文獻通考》早已於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完成。到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端臨又遷升台州路路學敎授,主管錢糧教育事宜,但為期只有三個月,年已七十的端臨便告老還鄉了。
   端臨居鄉,遠近學子都來從學於他。端林除《文獻通考》外,另撰有《大學集傳》一卷、《多識錄》一百五十三卷和《義根守墨》三卷,可惜今已皆不傳。最後依時任江浙儒學提舉的余謙《文獻通考序》(撰於元順帝至元五年,1339)推算,端臨大概在元泰定帝泰定元年(1324)、《文獻通考》首次刊行後,即約於元順帝至元元年(1335)前幾年間便已去世。所以端臨享年,應該也約有八十歲了。
  其時已近元末。明太祖朱元璋推翻元朝,已是在此三十幾年以後,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也就是洪武元年(1368)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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