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記集說》是元代儒者陳澔所流傳下來的唯一一本專書。由於宋儒衛湜（音「時」）也編有《禮記集說》，兩書同名，所以各家目錄中，有將陳澔《禮記集說》之名改稱為《陳氏禮記集說》（如《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或是《雲莊禮記集說》（如《四庫全書總目》），以與衛湜《禮記集說》有所區分。

一般來說，陳澔《禮記集說》有「十卷本」、「十六卷本」和「三十卷本」三個不同的版本系統。依劉千惠《陳澔《禮記集說》之研究》（臺北市：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的考察，由於中國國內的「三十卷本」版本，應該是明人由「《禮記集說大全》三十卷」中所摘錄而出的；而所謂的「十卷本《禮記集說》」，則是書商將「三十卷本《禮記集說》」合併刊刻後，才出現的版本。所以，透過這樣的比對，我們可以知道《禮記集說》最早的版本應該是「十六卷本」的版本才對。研究者若欲閱讀《禮記集說》，當以「十六卷本」為主，旁參「三十卷本」和「十卷本」為輔，應較為理想。

雖說不管是哪一個版本的《禮記集說》，書前有陳澔自己所寫的〈序〉。不過，在「十六卷本」的〈序〉中，則保留陳澔註明此〈序〉作於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的資訊。由此可知，《禮記集說》大概於至治二年前後撰成。且在這篇〈序〉中，陳澔一方面表現出他承襲朱子「以《儀禮》為經，以《禮記》為傳」的學術主張，另一方面也點出他「欲以坦明之說，使初學讀之，即了其義」的寫作取向。因此，陳澔即盡可能以淺近之言，廣採各家之說來進行註解的工作。

依照劉千惠的統計，除了漢、唐的鄭玄《注》和孔穎達《疏》外，陳澔或詳或略地，共引用自程顥、張載、朱子、象山以下共三十家的說法。陳澔不僅在《禮記集說》中發揮出他反對以讖緯解《禮》的《禮》學主張，也對經文和傳文中部分不甚通順的文句或義理，提出是否有錯簡而導致與聖人本意相違的質疑和修訂。前文已經提過，陳澔此書基本上是依朱子《禮》學的觀點而作。由於以朱子學為中心的各經傳、注，自元仁宗皇慶二年（1313）以後，便成為科舉考試的定本。所以到明成祖永樂年間時，陳澔《禮記集說》便因它的淺近易讀和朱學立場，被收入到朝廷頒行《五經大全》裡，成為科考定本。而朝鮮立國，本來就多仿中國文制，後來《禮記集說》也隨著《五經大全》的傳播，在朝鮮亦成為士子人人必讀之書。《禮記集說》後來能夠取得這麼大的影響，這恐怕也是陳澔所始料未及的吧！

不過，就如同四庫館臣所提出的，《禮記集說》最大的問題，就在於「不知禮制當有證據，禮意當有發明」。像這樣的指謫，一方面當然是出於陳澔學識上的不足或認知錯誤所導致的註解錯漏，另一方面也是陳澔特意採用過於淺近的注解態度和格式，所必然產生的弊病。這點在今天也是一樣的。若要勉強打個比方，《禮記集說》所遇到的難處，就像是拿國中、高中的單科參考書去當研究所入學考試專業科目的必讀教材，甚至是標準答案一樣，怎麼說都不恰當。因為不管是哪一個領域，文、法、商科也好、理、工、農、醫科也罷，專門研究論著所必須關照的深度和面向，畢竟與入門推廣的普及著作不一樣。只是，《禮記集說》既為「科考定本」的「官方權威」所限，學者不管再怎麼不滿，也不能任意予以抽換。所以，不管是在中國或是朝鮮，都有學者在名物訓詁、禮制和思想發揮等層面上，對《禮記集說》展開修訂或補正，希望能盡可能補救其偏失。雖然《禮記集說》有如上這些缺點，但還是保留了許多宋、元學者的《禮》說，具有相當的文獻價值。

最後，關於《禮記集說》的取得，我們一開始所提到的「十六卷本《禮記集說》」，可以參照現收藏於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善本書室的，明正統十二年（1447）司禮監本；而明永樂年間頒行的《禮記集說大全》，即是「《禮記集說》三十卷本」。至於「十卷本」的《禮記集說》，則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1冊，頁679-1016。不久前，南通大學文學院教授萬久富率領研究生團隊，便是以「十卷本」系統的《四庫全書》本為底本，來點校整理《禮記集說》（南京市：鳳凰出版社，2010年）。這個本子雖然沒有援引「十六卷本」作為參校，全書也全以簡體字排印，但只要注意部分標點問題和正體字和簡體字的轉換差異，仍是值得參看。

撰稿人：江俊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