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記集說
內容介紹
《禮記集說》是元代儒者陳澔所流傳下來的唯一一本專書。由於宋儒衛湜(音「時」)也編有《禮記集說》,兩書同名,所以各家目錄中,有將陳澔《禮記集說》之名改稱為《陳氏禮記集說》(如《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或是《雲莊禮記集說》(如《四庫全書總目》),以與衛湜《禮記集說》有所區分。
一般來說,陳澔《禮記集說》有「十卷本」、「十六卷本」和「三十卷本」三個不同的版本系統。依劉千惠《陳澔《禮記集說》之研究》(臺北市: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的考察,由於中國國內的「三十卷本」版本,應該是明人由「《禮記集說大全》三十卷」中所摘錄而出的;而所謂的「十卷本《禮記集說》」,則是書商將「三十卷本《禮記集說》」合併刊刻後,才出現的版本。所以,透過這樣的比對,我們可以知道《禮記集說》最早的版本應該是「十六卷本」的版本才對。研究者若欲閱讀《禮記集說》,當以「十六卷本」為主,旁參「三十卷本」和「十卷本」為輔,應較為理想。
雖說不管是哪一個版本的《禮記集說》,書前有陳澔自己所寫的〈序〉。不過,在「十六卷本」的〈序〉中,則保留陳澔註明此〈序〉作於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的資訊。由此可知,《禮記集說》大概於至治二年前後撰成。且在這篇〈序〉中,陳澔一方面表現出他承襲朱子「以《儀禮》為經,以《禮記》為傳」的學術主張,另一方面也點出他「欲以坦明之說,使初學讀之,即了其義」的寫作取向。因此,陳澔即盡可能以淺近之言,廣採各家之說來進行註解的工作。
依照劉千惠的統計,除了漢、唐的鄭玄《注》和孔穎達《疏》外,陳澔或詳或略地,共引用自程顥、張載、朱子、象山以下共三十家的說法。陳澔不僅在《禮記集說》中發揮出他反對以讖緯解《禮》的《禮》學主張,也對經文和傳文中部分不甚通順的文句或義理,提出是否有錯簡而導致與聖人本意相違的質疑和修訂。前文已經提過,陳澔此書基本上是依朱子《禮》學的觀點而作。由於以朱子學為中心的各經傳、注,自元仁宗皇慶二年(1313)以後,便成為科舉考試的定本。所以到明成祖永樂年間時,陳澔《禮記集說》便因它的淺近易讀和朱學立場,被收入到朝廷頒行《五經大全》裡,成為科考定本。而朝鮮立國,本來就多仿中國文制,後來《禮記集說》也隨著《五經大全》的傳播,在朝鮮亦成為士子人人必讀之書。《禮記集說》後來能夠取得這麼大的影響,這恐怕也是陳澔所始料未及的吧!
不過,就如同四庫館臣所提出的,《禮記集說》最大的問題,就在於「不知禮制當有證據,禮意當有發明」。像這樣的指謫,一方面當然是出於陳澔學識上的不足或認知錯誤所導致的註解錯漏,另一方面也是陳澔特意採用過於淺近的注解態度和格式,所必然產生的弊病。這點在今天也是一樣的。若要勉強打個比方,《禮記集說》所遇到的難處,就像是拿國中、高中的單科參考書去當研究所入學考試專業科目的必讀教材,甚至是標準答案一樣,怎麼說都不恰當。因為不管是哪一個領域,文、法、商科也好、理、工、農、醫科也罷,專門研究論著所必須關照的深度和面向,畢竟與入門推廣的普及著作不一樣。只是,《禮記集說》既為「科考定本」的「官方權威」所限,學者不管再怎麼不滿,也不能任意予以抽換。所以,不管是在中國或是朝鮮,都有學者在名物訓詁、禮制和思想發揮等層面上,對《禮記集說》展開修訂或補正,希望能盡可能補救其偏失。雖然《禮記集說》有如上這些缺點,但還是保留了許多宋、元學者的《禮》說,具有相當的文獻價值。
最後,關於《禮記集說》的取得,我們一開始所提到的「十六卷本《禮記集說》」,可以參照現收藏於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善本書室的,明正統十二年(1447)司禮監本;而明永樂年間頒行的《禮記集說大全》,即是「《禮記集說》三十卷本」。至於「十卷本」的《禮記集說》,則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1冊,頁679-1016。不久前,南通大學文學院教授萬久富率領研究生團隊,便是以「十卷本」系統的《四庫全書》本為底本,來點校整理《禮記集說》(南京市:鳳凰出版社,2010年)。這個本子雖然沒有援引「十六卷本」作為參校,全書也全以簡體字排印,但只要注意部分標點問題和正體字和簡體字的轉換差異,仍是值得參看。
撰稿人:江俊億
作者簡介
有關元代儒者陳澔的生平行狀,其實正史中並無記載,反而是於《宋元學案》及地方方志中,才略見端倪。然而,即便是這些散見的記述,彼此間卻又詳略互異、真偽難明。因此,筆者遂根據劉千惠《陳澔《禮記集說》之研究》(臺北市: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8年)的考證和推論,簡要整理如下:
陳澔的生年雖然不詳,但其卒年和去世的歲數卻是確定的。所以對於陳澔的生年,在「南宋理宗景定元年」和「景定二年」兩種說法中,應以「景定元年」較為可信。而一般來說,載記中對於陳澔的字,通常是記作「可大」,但也有記為「可久」者;而對陳澔的號,也有記作「雲莊」或「雲柱」的。至於學者對陳澔的尊稱,卻又有「經師先生」或「經歸先生」的不同。其實這些差異,都是由字形刊刻或抄寫的譌誤而來。譬如說,「久」應為「大」之誤,「莊」、「柱」應為「在」之誤,而「歸」又為「師」之誤。這些錯誤,可能都是由於抄寫者或刊刻者的不慎所致(因為古代以刻書為業者,其實不一定識字),結果卻鬧出這些「多包案」來。所以我們可以推定,關於陳澔的基本資料,他應字可大,號雲在,又號北山,學者尊稱為「經歸先生」,江西都昌人。生於南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卒於元世祖至元元年(1341),享年八十二歲。以此作結應無問題。
陳澔的生卒年既已確定,那麼對於他生平的描述,也應該可以做出相應的修正。譬如許多載記中,都有陳澔「于宋季不求聞達」的描述。其實南宋覆滅時,陳澔才只有十幾歲,應當還是汲汲於科考的年紀。既然功名未就,怎麼可能有「不求聞達」的高遠胸懷可表現?所以劉千惠指出,基於故宋遺民不事夷狄的民族氣節,和元代重新舉辦科考時,陳澔已五十多歲的現實證據,對陳澔「于宋季不求聞達」的描述,應該以「入元後隱居不求仕宦」稱之,才較接近事實。
此外,又有方志記載說,陳澔的《禮記集說》,是與朱子的弟子饒魯一同編作的。由於饒魯在南宋理宗景定五年(1264)就已經去世了,那時陳澔才四歲,《禮記集說》又約成於六十年後的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所以陳澔無論如何不可能與饒魯共同編作《禮記集說》。更何況如果陳澔真有承襲饒魯成說之處,應該會予以講明才是。因此這可能是因為陳澔的父親陳大猷曾受學於饒魯的關係,所以才會衍生出這樣的謬誤。
最後,陳澔除了《禮記集說》外,只餘有〈宣聖遺像碑記敘〉(《全元文》作〈夫子石刻象記〉)一文傳世。至於陳澔是否仍撰有其他作品,現在因為文獻不足的關係,已然不可考知。而在教育事業上,陳澔曾建有的「雲住書院」(又稱「經歸書院」),並曾主講於白鹿洞書院長達兩年之久。後儒為了感念陳澔編作《禮記集說》以闡揚朱子學的功績,和他在教育上的貢獻,自明代開始便將陳澔從祀於白鹿洞書院。直到清世宗雍正二年(1724),陳澔始從祀孔廟西廡。清穆宗同治二年(1863),則改移至東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