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四書叢書
內容介紹
許謙,字益之,自號白雲山人,學者稱白雲先生,金華人。生於南宋咸淳六年(1270),卒於元至元三年(1337),年六十八。至正七年,諡曰文懿。與北方著名理學家許衡齊名,並稱南北二許。許謙在學術上最大的貢獻,在於對程朱理學的傳播起了很大的作用。
《讀四書叢書》包含《讀大學叢書》、《讀中庸叢書》上、《讀中庸叢書》下、《讀論語叢書》上、《讀論語叢書》中、《讀論語叢書》下、《讀孟子叢書》上、《讀孟子叢書》下。此書同於《讀書叢書》、《詩集傳名物鈔》,其宗旨皆在闡發朱熹的學說,尤其是《讀四書叢書》,對朱熹《四書章句集註》中的理學思想更是抽繹引申,還加以繪圖說明。《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即謂:「謙雖受學于王柏(按,應為金履祥。他們師承關係為何基、王柏、金履祥,再傳許謙。史稱「金華四君子」),而醇正則遠過其師。研究諸經亦多明古義,故是書所考名物音訓,頗有根據,足以補《集傳》之闕遺。」(《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一六,詩類二《詩集傳名物鈔》)所謂「醇正」,就是篤守朱熹思想,以學聖人為準的。故在經傳詮釋方面,許謙雖然祖述王柏、金履祥的某些觀點,但卻沒有真正繼承王、金二氏的疑經精神,反而是更加遵守朱熹學說的內容。
許謙對於理學的傳承既然拘守家法,且特重《四書》,如其謂:「聖人之心,具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于朱子」,故以下分別略述其內容:《讀大學叢書》一開頭便是詮解朱熹〈大學章句序〉。許謙於此提及理氣、復性等說法,又謂只有聖人才能盡其性,基本上都是承自朱熹的思想。又《叢書》內容除了附圖解說之外,還有許多的名物考訂,確實在考證方面補充了〈大學章句〉的內容。《讀中庸叢書》一開頭也是詮解朱熹的〈中庸章句序〉,此中亦談到理氣心等概念,論述頗詳。倘若要研究元代諸儒對朱子學的繼承與發展,許謙的說法不失為一個重要依據。另外,許謙在此《叢書》,分別對《論》、《孟》、《中庸》、《大學》做一評論,且認為《中庸》「尤不易窮究」。其說法可以參讀。《讀論語叢書》、《讀孟子叢書》二書,除了考證、圖解外,基本上仍是以朱熹的《集註》為準的,甚至直以朱熹說法摘錄其中。侯外廬《宋明理學史》一書評許謙,謂:「他雖然把金華朱學推向了鼎盛時期,而他本人在學術上卻缺乏創造性的見解。」確實有幾分道理。不過,筆者仍認為,通過對許謙《讀四書叢書》的閱讀,我們仍可見到朱子學在元代的發展。就此點而言,許謙的學術表現仍然值得重視。
撰稿人:許惠敏
作者簡介
許謙,字益之,自號白雲山人,學者稱白雲先生,金華人。生於南宋咸淳六年(1270),卒於元至元三年(1337),年六十八。至正七年,諡曰文懿。與北方著名理學家許衡齊名,並稱南北二許。許謙在學術上最大的貢獻,在於對程朱理學的傳播起了很大的作用。現存著作為《白雲集》四卷、《詩集傳名物鈔》八卷、《讀書叢書》六卷、《讀四書叢書》四卷。
許謙年少時正值宋亡,家破,但他仍力學不輟,僑寓借書,刻苦攻讀。年踰三十,開門授徒。後聽聞金履祥在蘭江講學,便前往向他問學。金履祥告訴許謙,說:「士之為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鹽既加,而鹹酸頗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子邪!」許謙聽了老師這一番話後,愈加警惕自己在為學方面的用心。金履祥非常器重許謙,並且向他揭示為學的關鍵,說:「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又說:「聖人之道,中而已矣。」而許謙也確實遵從老師的教導,為學重在「致其辨于分之殊,而要其歸于理之一,每事每物求夫中者而用之」(〈北山四先生學案〉)。數年後,金履祥病危,臨死前囑咐許謙將其所著《資治通鑑前編》次錄成定本。而許謙在問學金履祥這幾年的時間,可說是盡得金履祥的學問,且對老師的說法油然融會,對此,他曾自己說道:「吾無以過人者,惟為學之功無間斷耳。」這就顯示他用功之深切與為學之惕厲。
金履祥死後,許謙從事講學,當時學者翕然往從,「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荊、揚、吳、越,皆百舍重趼而至」(《元史》),其「為學者師,垂四十年,著錄迨千餘人。……四方之士,以不及門為恥」。其門墻之盛,超過何基、王柏、金履祥三人。時人黃縉就稱讚他說:「出於三先生之鄉,克任其承傳之重。三先生之學,足以大顯於世。然則程子之道得朱子而復明,朱子之大至許公而益尊。」金華學派可以說到許謙而達到鼎盛。
許謙教人「以五性人倫為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為立身之要,以分辨義利為處事之制,攝其粗疏,入于微密」(〈北山四先生學案〉),並且能依學生材分給予適當的教導,因此向他問學者多有所得。許謙晚年,更強調涵養本原的工夫。據〈北山四先生學案〉記載,「(許謙)一日,瞑目坐堂上,門人徑入,則闃其無人乎先生之側,拱立久之,先生顧而徐言曰:『爾在斯邪!』」從這裡就可以了解他習于靜定已經到了如此的境地。
許謙一生雖然沒有出仕為官,且對地方官的薦舉也都堅辭不受,但他仍然非常關心世道的發展。如「大德十一年,歲在丁未,熒惑入南斗句已而行,先生以為變在吳、楚,竊深憂之。是歲大祲,先生貌加瘠,或問曰:『先生有不適邪?』答曰:『道殣相望,吾能獨飽邪!』」〈北山四先生學案〉從這裡就可了解到他憂民之心的懇切。但對於他為何不出來為官一事,許謙曾經說道:「吾非必于隱以為名高,仕止惟其時耳。」此則充分展現他身為一個儒者當仕則仕、當隱則隱的出處態度。
許謙雖然是一個博覽群書的學者,且對釋、老的學說也能探究其奧蘊,分辨其同異,並且給予是非的判斷,但對於理學的傳承則非常拘守家法,重視研習經史,尤其特別重視《四書》。他說:「學以聖人為準的,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聖人之心,具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于朱子。」所以他所著的《讀四書叢說》、《讀書叢說》、《詩集傳名物鈔》等書,雖然多祖述舊聞,綜合諸家之說,但其宗旨都在闡發朱學。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謙雖受學于王柏(按,應為金履祥。他們師承關係為何基、王柏、金履祥,再傳許謙。史稱「金華四君子」),而醇正則遠過其師。研究諸經亦多明古義,故是書所考名物音訓,頗有根據,足以補《集傳》之闕遺。」(《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一六,詩類二《詩集傳名物鈔》)由傳求經的治學方法是金華學派的特色,所謂「醇正遠過其師」則指他更專守朱子思想而言。許謙著作尚有《春秋溫故管窺》、《治忽幾微》、《自省編》等,均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