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經纂言》是元代大儒吳澄（1249-1333）去世前十五年間，包括《易纂言》、《易纂言外翼》、《書纂言》、《禮記纂言》與《春秋纂言》在內等五部解經著作的總稱，與通常將《易》、《書》、《詩》、《禮》、《春秋》合為「五經」的習稱有所不同。以危素所撰〈年譜〉，吳澄十九歲時（南宋度宗咸淳三年，1268），就有繼承朱子注解《尚書》和《春秋》的志向，而多方博覽群書。而若依虞集〈翰林院學士臨川先生吳公行狀〉，則吳澄從他三十三歲「纂次諸經」和三十四歲開始（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十八年，1279、1280），便有「校定《易》、《書》、《詩》、《春秋》，修正《儀禮》、小戴、大戴《記》」的學術工作。吳澄大抵是先將當時既有傳注中的經、傳分開，確定經文「古本」的文獻狀況後，一方面用之以教學，而另一方面則是以這些「古本」為主，進行對傳文的編次、解釋和總體的義理發揮。而這些成果到吳澄晚年後便陸續修訂成書，此即為《五經纂言》。因此，現依照成書年份，將《五經纂言》分作《書纂言》、《易纂言》與《易纂言外翼》、《春秋纂言》、《禮記纂言》等四個部份分別介紹如下：

《書纂言》
《書纂言》成於元仁宗延祐五年（1318），那年吳澄已達古稀之年，已是位七十歲的老先生了。《書纂言》在學術史上最大的貢獻，就是承襲吳棫（音「育」）、朱子對《尚書正義》中所謂「古文《尚書》」的質疑，而在實際行動上，排除梅ㄗㄜˊ﹔ze賾的二十五篇偽古文《尚書》，直接就伏生所傳的二十九篇今文《尚書》來進行注釋工作。雖然吳澄還是以義理發揮的立場來注解《尚書》，但由於朱子藉由「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所提揭的「十六字心傳」，即是從《偽古文尚書．大禹謨》中引用而來的。所以吳澄這樣嚴分今、古文《尚書》的處理態度，也當然會連帶影響往後學者對「十六字心傳」的質疑。然而，若要因此認定吳澄就此棄「十六字心傳」於不顧，卻也略過其實了。

雖然《書纂言》在對《尚書》學傳衍的描述和解經上，都有不甚精審之處，但它也由此開啟了後世學者，如明儒梅鷟（音「卓」）《尚書考異》乃至於清儒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惠棟《古文尚書考》對梅賾二十五篇偽古文《尚書》的百年辨偽之業。故《書纂言》於此，亦自有其不可磨滅之功。

《易纂言》與《易纂言外翼》
《易纂言》與《易纂言外翼》，分別成於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和元文宗天曆二年（1329）也就是吳澄七十四歲和八十一歲的時候。吳澄治《易》有兩個重要的立場和方法，就是「採用《周易》古本」和「以象解《易》」。因此，《易纂言》和《易纂言外翼》，就恰好是吳澄這兩個治《易》立場的具體呈現。

首先，吳澄取朱子和呂東萊所編定的《古周易》為底本，復參照自漢至宋多家《易》說，一方面是藉此對《古周易》的各別字詞進行再校訂的工作，另一方面則是取此《易》說，以證自身理解之不誤。吳澄對《古周易》的校訂處甚多，篇幅所限，在此勢不能一一列舉。有興趣的讀者可參照四庫館臣所撰的《四庫全書總目．易纂言十卷提要》。而在解經方面，吳澄雖然是以卦、爻的成象為最高指導原則，即所謂「一決於象」，然而在此之前，由於《易》本為卜筮之書，所以吳澄還是先將卦、爻辭中的專言取象的「象辭」和評判吉凶的「占辭」分別開來，這麼處理也是避免因強行作解而扭曲原意。其後到了《易纂言外翼》，吳澄便由此整理出〈象例〉和〈占例〉來。

由於《易纂言》是解《易》之書，必須依照《易經》文本逐條疏釋，不好作《易》例上的發揮。所以吳澄之後便又編作了《易纂言外翼》，來專對《易》例作整理和歸納的工作，以為《易纂言》之輔。

《易纂言外翼》共分有十二篇：分別是解卦之所以形成的〈卦統〉、〈卦對〉、〈卦變〉、〈卦主〉、〈變卦〉、〈互卦〉，及通解卦、爻辭取象、遣詞用字和卜筮方式的〈象例〉、〈占例〉、〈辭例〉、〈變例〉，最後則是解釋《易》學源流的〈易原〉和〈易流〉。依照四庫館臣的說法，《易纂言外翼》本早已不存。現在收入《四庫全書》的《易纂言外翼》，是他們由《永樂大典》中輯佚出來的本子。所以原先十二篇中文字，〈卦變〉、〈變卦〉、〈互卦〉等三篇文字已然亡佚，而〈易流〉、〈易原〉也非完帙，僅分得八卷。不過，不只《豫章叢書》已收有《易纂言外翼》十二卷本，日前《中華再造善本》已將元刊《易纂言外翼》十二卷本影印出版，應該可以大大補充這方面研究的不足。

《春秋纂言》
《春秋纂言》成於元泰定帝致和元年、元文宗天曆元年（1328），那年吳澄已八十歲了。吳澄解《春秋》，大抵上承唐儒啖助（音「但」）、趙匡、陸淳的《春秋》學而來。啖助等人主張應撇開《左傳》、《公羊傳》和《穀梁傳》等三《傳》而直求《春秋》經意，所以吳澄認為，讀者只要順著《春秋》文句去讀，褒貶自在《春秋》所記載的史事中呈現，而《春秋》文句本身，並沒有使用什麼特別的書法來暗喻褒貶之意。因此，在《春秋纂言》裡，吳澄對於三《傳》，也只視其為一家之言，分別依其記事、言義的特點而有所稱引或評斷，其實並不特別高看三《傳》。

值得注意的是，吳澄的《春秋纂言》，應當與其《春秋纂言總例》合觀。《春秋纂言總例》共七卷，吳澄自言，這是模仿陸淳依啖助、趙匡的《春秋傳》作《纂例》十卷的前例而來。所以吳澄在《春秋纂言》成書後，他就依「天道」、「人紀」和禮學中的「吉禮」、「凶禮」、「軍禮」、「賓禮」、「嘉禮」等五禮作為「七綱」，並分別揀取《春秋》中與「七綱」相應的關鍵字、詞歸納為八十八目，最後才是補充原字、詞出處以編纂成書。其實《春秋纂言總例》的性質，頗類似現代學術著作書後所附錄的「學術名詞索引」。至於《春秋纂言總例》為什麼要在「天」、「人」之外分別採用各禮來作綱目，吳澄指出，「《春秋》之例，禮失者書」。是以讀者若深究史事，自然能藉由《春秋》所載，體得出其各各違禮之處。故由此可知，學者若從《春秋纂言總例》的綱、目入手，比對春秋時代史事與儀節間的關係，亦不失為禮學研究的一條可循之路。

《禮記纂言》
《禮記纂言》可說是吳澄最後完成的一部專書著作。《禮記纂言》成於元文宗至順三年（1332），當時吳澄已高齡八十四歲，隔年吳澄就去世了。吳澄在禮學方面的論著，另有《儀禮逸經傳》，這兩部都是吳澄承襲朱子「《儀禮》為經、《禮記》為傳」的學術主張，將小戴《禮記》四十六篇（小戴《禮記》總篇數為四十九篇，若合〈曲禮〉上下、〈檀弓〉上下、〈雜記〉上下為一篇，則得四十六之數）重作編次的著作。吳澄的作法，是先列《儀禮》十七篇為《禮經》，再擇取《禮記．投壺》、《禮記．奔喪》、《大戴禮記》三篇和鄭玄《三禮注》所引佚文三篇等八篇文字編為《儀禮逸經》。其後，吳澄再將小戴《禮記》文字六篇、劉敞補記兩篇及《大戴禮記》一篇附於《儀禮逸經》後，作為《儀禮逸經》之「傳」，所以在減去《儀禮逸經傳》所用八篇小戴《禮記》，及已與《論語》、《孟子》合刊的〈大學〉、〈中庸〉等十篇文字後，吳澄才對剩下的三十六篇小戴《禮記》進行進一步的分類編次。吳澄共分此三十六篇文字為「通禮」九篇、「喪禮」十一篇、「祭禮」四篇和「通論」十二篇等，並注之於文後以成書，這就是《禮記纂言》。一般來說，論者除了對吳澄擅自改編經典的學術態度有所質疑外，都認為重新分類後的《禮記纂言》，實不失為解決小戴《禮記》編次雜亂不明問題的好方法，因而評價甚高。

版本和研究現況
《五經纂言》等各本，在《通志堂經解》、《四庫全書》或《豫章叢書》等大部頭叢書中，都有收錄。其中全部收錄的只有《四庫全書》，《通志堂經解》只收錄《易纂言》和《書纂言》，《豫章叢書》則只收有一部《易纂言外翼》而已。目前學界對《五經纂言》的研究，其重心多集中於《易纂言》和《易纂言外翼》上，相較於此，學界對《書纂言》和《禮記纂言》研究即已略嫌不足，更別說瞠乎其後的《春秋纂言》研究了。像這樣不平衡的研究現況，似乎也反映在點校成果上。目前除了《易纂言》有王新春、呂穎、周玉鳳所點校整理的《《易纂言》導讀》（濟南：齊魯書社，2006）和吳長庚點校，朱安群審訂的《易纂言外翼》十二卷（收於江西省高校古籍整理領導小組所整理：《豫章叢書．經部》，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冊1）外，其他三《纂言》都無標點本問世。然而，由於《中華再造善本》已將元刊本《易纂言外翼》、《禮記纂言》和《春秋纂言》重新影印出版，其中《易纂言外翼》則更是十二卷本的全本。所以，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應該可以有更多、更好的《五經纂言》點校本問世，而往後有志之士對於《五經纂言》的研究，除了多從《書纂言》、《禮記纂言》、《春秋纂言》的細部研究著手外，也應該從更寬闊的學術視野，來評估《五經纂言》在學術史上的定位和影響為佳。如此則是學界之福矣。

撰稿人：江俊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