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經纂言》是元代大儒吳澄(1249-1333)去世前十五年間,包括《易纂言》、《易纂言外翼》、《書纂言》、《禮記纂言》與《春秋纂言》在內等五部解經著作的總稱,與通常將《易》、《書》、《詩》、《禮》、《春秋》合為「五經」的習稱有所不同。以危素所撰〈年譜〉,吳澄十九歲時(南宋度宗咸淳三年,1268),就有繼承朱子注解《尚書》和《春秋》的志向,而多方博覽群書。而若依虞集〈翰林院學士臨川先生吳公行狀〉,則吳澄從他三十三歲「纂次諸經」和三十四歲開始(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十八年,1279、1280),便有「校定《易》、《書》、《詩》、《春秋》,修正《儀禮》、小戴、大戴《記》」的學術工作。吳澄大抵是先將當時既有傳注中的經、傳分開,確定經文「古本」的文獻狀況後,一方面用之以教學,而另一方面則是以這些「古本」為主,進行對傳文的編次、解釋和總體的義理發揮。而這些成果到吳澄晚年後便陸續修訂成書,此即為《五經纂言》。因此,現依照成書年份,將《五經纂言》分作《書纂言》、《易纂言》與《易纂言外翼》、《春秋纂言》、《禮記纂言》等四個部份分別介紹如下:
《書纂言》
《書纂言》成於元仁宗延祐五年(1318),那年吳澄已達古稀之年,已是位七十歲的老先生了。《書纂言》在學術史上最大的貢獻,就是承襲吳棫(音「育」)、朱子對《尚書正義》中所謂「古文《尚書》」的質疑,而在實際行動上,排除梅
ㄗㄜˊ﹔ze賾的二十五篇偽古文《尚書》,直接就伏生所傳的二十九篇今文《尚書》來進行注釋工作。雖然吳澄還是以義理發揮的立場來注解《尚書》,但由於朱子藉由「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所提揭的「十六字心傳」,即是從《偽古文尚書.大禹謨》中引用而來的。所以吳澄這樣嚴分今、古文《尚書》的處理態度,也當然會連帶影響往後學者對「十六字心傳」的質疑。然而,若要因此認定吳澄就此棄「十六字心傳」於不顧,卻也略過其實了。
雖然《書纂言》在對《尚書》學傳衍的描述和解經上,都有不甚精審之處,但它也由此開啟了後世學者,如明儒梅鷟(音「卓」)《尚書考異》乃至於清儒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惠棟《古文尚書考》對梅賾二十五篇偽古文《尚書》的百年辨偽之業。故《書纂言》於此,亦自有其不可磨滅之功。
《易纂言》與《易纂言外翼》
《易纂言》與《易纂言外翼》,分別成於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和元文宗天曆二年(1329)也就是吳澄七十四歲和八十一歲的時候。吳澄治《易》有兩個重要的立場和方法,就是「採用《周易》古本」和「以象解《易》」。因此,《易纂言》和《易纂言外翼》,就恰好是吳澄這兩個治《易》立場的具體呈現。
首先,吳澄取朱子和呂東萊所編定的《古周易》為底本,復參照自漢至宋多家《易》說,一方面是藉此對《古周易》的各別字詞進行再校訂的工作,另一方面則是取此《易》說,以證自身理解之不誤。吳澄對《古周易》的校訂處甚多,篇幅所限,在此勢不能一一列舉。有興趣的讀者可參照四庫館臣所撰的《四庫全書總目.易纂言十卷提要》。而在解經方面,吳澄雖然是以卦、爻的成象為最高指導原則,即所謂「一決於象」,然而在此之前,由於《易》本為卜筮之書,所以吳澄還是先將卦、爻辭中的專言取象的「象辭」和評判吉凶的「占辭」分別開來,這麼處理也是避免因強行作解而扭曲原意。其後到了《易纂言外翼》,吳澄便由此整理出〈象例〉和〈占例〉來。
由於《易纂言》是解《易》之書,必須依照《易經》文本逐條疏釋,不好作《易》例上的發揮。所以吳澄之後便又編作了《易纂言外翼》,來專對《易》例作整理和歸納的工作,以為《易纂言》之輔。
《易纂言外翼》共分有十二篇:分別是解卦之所以形成的〈卦統〉、〈卦對〉、〈卦變〉、〈卦主〉、〈變卦〉、〈互卦〉,及通解卦、爻辭取象、遣詞用字和卜筮方式的〈象例〉、〈占例〉、〈辭例〉、〈變例〉,最後則是解釋《易》學源流的〈易原〉和〈易流〉。依照四庫館臣的說法,《易纂言外翼》本早已不存。現在收入《四庫全書》的《易纂言外翼》,是他們由《永樂大典》中輯佚出來的本子。所以原先十二篇中文字,〈卦變〉、〈變卦〉、〈互卦〉等三篇文字已然亡佚,而〈易流〉、〈易原〉也非完帙,僅分得八卷。不過,不只《豫章叢書》已收有《易纂言外翼》十二卷本,日前《中華再造善本》已將元刊《易纂言外翼》十二卷本影印出版,應該可以大大補充這方面研究的不足。
《春秋纂言》
《春秋纂言》成於元泰定帝致和元年、元文宗天曆元年(1328),那年吳澄已八十歲了。吳澄解《春秋》,大抵上承唐儒啖助(音「但」)、趙匡、陸淳的《春秋》學而來。啖助等人主張應撇開《左傳》、《公羊傳》和《穀梁傳》等三《傳》而直求《春秋》經意,所以吳澄認為,讀者只要順著《春秋》文句去讀,褒貶自在《春秋》所記載的史事中呈現,而《春秋》文句本身,並沒有使用什麼特別的書法來暗喻褒貶之意。因此,在《春秋纂言》裡,吳澄對於三《傳》,也只視其為一家之言,分別依其記事、言義的特點而有所稱引或評斷,其實並不特別高看三《傳》。
值得注意的是,吳澄的《春秋纂言》,應當與其《春秋纂言總例》合觀。《春秋纂言總例》共七卷,吳澄自言,這是模仿陸淳依啖助、趙匡的《春秋傳》作《纂例》十卷的前例而來。所以吳澄在《春秋纂言》成書後,他就依「天道」、「人紀」和禮學中的「吉禮」、「凶禮」、「軍禮」、「賓禮」、「嘉禮」等五禮作為「七綱」,並分別揀取《春秋》中與「七綱」相應的關鍵字、詞歸納為八十八目,最後才是補充原字、詞出處以編纂成書。其實《春秋纂言總例》的性質,頗類似現代學術著作書後所附錄的「學術名詞索引」。至於《春秋纂言總例》為什麼要在「天」、「人」之外分別採用各禮來作綱目,吳澄指出,「《春秋》之例,禮失者書」。是以讀者若深究史事,自然能藉由《春秋》所載,體得出其各各違禮之處。故由此可知,學者若從《春秋纂言總例》的綱、目入手,比對春秋時代史事與儀節間的關係,亦不失為禮學研究的一條可循之路。
《禮記纂言》
《禮記纂言》可說是吳澄最後完成的一部專書著作。《禮記纂言》成於元文宗至順三年(1332),當時吳澄已高齡八十四歲,隔年吳澄就去世了。吳澄在禮學方面的論著,另有《儀禮逸經傳》,這兩部都是吳澄承襲朱子「《儀禮》為經、《禮記》為傳」的學術主張,將小戴《禮記》四十六篇(小戴《禮記》總篇數為四十九篇,若合〈曲禮〉上下、〈檀弓〉上下、〈雜記〉上下為一篇,則得四十六之數)重作編次的著作。吳澄的作法,是先列《儀禮》十七篇為《禮經》,再擇取《禮記.投壺》、《禮記.奔喪》、《大戴禮記》三篇和鄭玄《三禮注》所引佚文三篇等八篇文字編為《儀禮逸經》。其後,吳澄再將小戴《禮記》文字六篇、劉敞補記兩篇及《大戴禮記》一篇附於《儀禮逸經》後,作為《儀禮逸經》之「傳」,所以在減去《儀禮逸經傳》所用八篇小戴《禮記》,及已與《論語》、《孟子》合刊的〈大學〉、〈中庸〉等十篇文字後,吳澄才對剩下的三十六篇小戴《禮記》進行進一步的分類編次。吳澄共分此三十六篇文字為「通禮」九篇、「喪禮」十一篇、「祭禮」四篇和「通論」十二篇等,並注之於文後以成書,這就是《禮記纂言》。一般來說,論者除了對吳澄擅自改編經典的學術態度有所質疑外,都認為重新分類後的《禮記纂言》,實不失為解決小戴《禮記》編次雜亂不明問題的好方法,因而評價甚高。
版本和研究現況
《五經纂言》等各本,在《通志堂經解》、《四庫全書》或《豫章叢書》等大部頭叢書中,都有收錄。其中全部收錄的只有《四庫全書》,《通志堂經解》只收錄《易纂言》和《書纂言》,《豫章叢書》則只收有一部《易纂言外翼》而已。目前學界對《五經纂言》的研究,其重心多集中於《易纂言》和《易纂言外翼》上,相較於此,學界對《書纂言》和《禮記纂言》研究即已略嫌不足,更別說瞠乎其後的《春秋纂言》研究了。像這樣不平衡的研究現況,似乎也反映在點校成果上。目前除了《易纂言》有王新春、呂穎、周玉鳳所點校整理的《《易纂言》導讀》(濟南:齊魯書社,2006)和吳長庚點校,朱安群審訂的《易纂言外翼》十二卷(收於江西省高校古籍整理領導小組所整理:《豫章叢書.經部》,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冊1)外,其他三《纂言》都無標點本問世。然而,由於《中華再造善本》已將元刊本《易纂言外翼》、《禮記纂言》和《春秋纂言》重新影印出版,其中《易纂言外翼》則更是十二卷本的全本。所以,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應該可以有更多、更好的《五經纂言》點校本問世,而往後有志之士對於《五經纂言》的研究,除了多從《書纂言》、《禮記纂言》、《春秋纂言》的細部研究著手外,也應該從更寬闊的學術視野,來評估《五經纂言》在學術史上的定位和影響為佳。如此則是學界之福矣。
撰稿人:江俊億
吳澄,字幼清,晚字伯清,江西撫州崇仁(今江西省崇仁縣)人。吳澄生於南宋理宗淳祐九年(1249),他出生的時候,曾有很多不平凡的異徵。像是他們家所在的咸口,之前就曾被懂得望氣術的徐覺看出,咸口因地處華蓋、臨川兩山間,又有紫氣上升,將來必定有異人降生。而在吳澄初生前夕,地方父老都看到有異氣降落在他們家。甚至是吳澄的母親游夫人在生他的時候,也夢到有一個蜿蜒蠕動、不知為何物的東西,落在他們家旁的水池裡。集合了那麼多的異象,可見吳澄將來一定是個很有作為的大人物。
果然,到了吳澄三歲的時候,祖父吳鐸(音「奪」)每次都把他抱在膝上,教他讀古詩,吳澄遂漸可記誦古詩答數百首。而當他五歲的時候,因為開始上私塾,吳澄每天都非常努力用功,一天可以背上千字。母親游夫人怕孩子累壞了,晚上就不給吳澄點蠟燭。但吳澄還是等到母親睡著以後偷偷爬起來讀書。所以如此努力的吳澄,在七歲那年,無論五經、《語》、《孟》,已皆可默誦。吳澄十歲時,偶然從舊書堆中揀出朱子《大學章句》和《中庸章句》,吳澄閱讀之後甚是開心,覺得為學之道應當如是,所以就立志每天起床後必背誦《大學》二十遍後,再去讀《論語》、《孟子》和《中庸》,連續三年都不間斷。由此可見,吳澄實在是與平常的孩子大大地不相同。
十六歲是神童吳澄人生第一個極重大的轉捩點。在此之前,吳澄雖然欣喜於朱子《四書章句集註》,也懂得從朱子〈訓子帖〉中自選「勤」、「謹」二字作〈勤銘〉、〈謹銘〉和另撰〈敬銘〉、〈和銘〉來自我勉勵,但吳澄在十六歲前的用心,始終是放在科舉上。直到十六歲那年(南宋理宗景定五年,1264),吳澄因為跟隨他的祖父吳鐸參加鄉試,而得以拜見朱子的三傳弟子、臨汝書院山長程若庸,並與程若庸談話後,吳澄問學的路向遂產生了很大的變動。從此以後,吳澄便捨棄了準備科舉考試的念頭,慨然以投身聖賢之學為職志。三年後,每次都去臨汝書院向程若庸請教問題的吳澄,終於在他十九歲那年,正式進入臨汝書院就讀。吳澄也在此認識了與他同年的程鉅夫(程若庸的兒子)。這時的吳澄作有一篇〈道統圖并序〉,大意是說,若以天為天運之「元」,則堯、舜、禹、湯即為天運之「亨」,洙泗、鄒魯(即孔、孟、子思)繼為天運之「利」,而濂、洛、關、閩(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當為天運之「貞」。若分而言之,上古之統,以伏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為「元亨利貞」;中古之統,則以孔子為「元」、顏回、曾子為「亨」;因此,若再由近世之統的濂、洛、關、閩來作分別,吳澄即提問道,如果周敦頤是「元」,程顥、程頤、張載是「亨」、朱熹是「利」,那誰又當是今日之「貞」呢?言下之意,當然是指吳澄自己。這個才十九歲的年輕人竟然如此以道統自任!實在是有志氣啊!
只不過從此之後,吳澄漸漸地邁向他人生第二個轉捩點,那就是南宋亡國之痛。吳澄二十二歲時雖然順利通過鄉試,但隔年卻在省試時落榜。這對吳澄來說可能是個不小的打擊。因為當時南宋國勢已經十分衰微了,可說是亡國在即。這逼使得吳澄不得不山居不出,只是在鄉里教課。那年吳澄才二十四歲。所以他只能在自己居住的茅舍窗旁,題上「抱膝〈梁父吟〉,浩歌〈出師表〉」這幅對聯,藉由諸葛亮起於南陽、官拜蜀相的故事,來自我抒發「希望總有一天還能為世所用」的抑鬱情懷。好友程鉅夫看到了,深知吳澄的不得志,遂題之曰:「草廬」,從此以後前來從學吳澄的學者便尊稱他為「草廬先生」,吳澄便也以之為號。
南宋端宗景炎元年(1276),端宗上表稱降。南宋可以說就此滅亡了。這年吳澄二十八歲。往後四年間,吳澄依舊蟄居鄉間,以教育、著書為業。四年後,吳澄三十二歲,因鄉間多賊亂,吳澄遂應鄭松邀請,移居布水谷。直到三十五歲才返回崇仁定居。三年後,好友程鉅夫因為元世祖忽必烈徵賢起逸之令,想要吳澄跟他去作官。吳澄當然不肯,就以母親年老為藉口來推辭。可是程鉅夫說:「你不想作官,那也可以。不過中原風光,難道不應該去看看嗎?」自從宋室南渡以來,南宋百姓便再也沒回過北面。中原是歷代王都,若能前往,照理是應該去看看的。吳澄便勉為其難地答應程鉅夫。沒想到程鉅夫還是偷偷地在運作朝廷登用吳澄的相關作業。隔年,吳澄知道後,一方面是在情感上不願仕元,另一方面則是見到朝廷對南人也不禮敬信任,吳澄便再度以母親年老為藉口,堅決返鄉。
後來吳澄四十歲時,程鉅夫便上奏朝廷,將吳澄從三十四歲起整理的《易》、《書》、《詩》、《春秋》,《儀禮》、小戴《記》、大戴《記》都納入中央,作為各級學校的課本。而吳澄這幾年也是四處講學,因而文名遠播。五十四歲那年(元成宗大德六年,1302),吳澄雖然為應朝廷封他為「應奉翰林文字登仕佐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而上京一趟,但這主要是因為董士選連續三次強烈向朝廷舉薦他,吳澄是為了酬答這份情意才上京的。所以當朝廷回答他說,因為你來得太晚而另請高明了,吳澄也就心安理得地回鄉去了。不過這次吳澄在返鄉途中,陸續在揚州住了兩個月,又在真州住了一年多,都在講學。吳澄見宋室殘破,遺民凋謝,深深感受到自己當肩負起保存文化命脈的重任。所以當大德八年,朝廷又再度派人來催請吳澄去京城報到時,五十六歲的吳澄遂決意出山當官,擔任江西儒學副提舉的職務。
吳澄這次的出任,雖然才一年多就稱並辭官了。但在此之後,吳澄歷任各級學官,都是盡力教學,以推行教化為己任。元武宗至大四年駕崩,元仁宗即位,改元皇慶(1312),仁宗遂徵召吳澄為國子司業。這年吳澄已六十四歲。吳澄到任後,採取南宋儒者胡
ㄩㄢˋ;yuan瑗和朱子的遺法,頒行「經學」、「行實」、「文藝」和「治事」四條教法。不過吳澄的同僚卻想要把課程改為直接考試,吳澄認為這是鼓勵學生彼此間多作無謂的競爭,所以就有了去意。再加上吳澄的觀點,有融會陸象山心學在內的言論。皇慶二年(1313),正是朝廷詔令以朱子《四書章句集註》和朱子門人相關經學著作為科舉定本的時候。朱子生前曾有批評象山的言論,後世人遂以陸學為禪而深闢之。吳澄身為國子司業,像這樣融會心學的言論當然引起很多人的爭議,吳澄不願多費唇舌,隔天即稱病,掛冠求去。不接受任何慰留。吳澄這次出仕,雖不滿一年。但他這次離去,卻也有一些學生也跟著不向朝廷告別,就隨著吳澄南下。
此後,從吳澄六十八歲開始(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除了幾次因出考題、北上拜命、出任元泰定宗經筵講官和修纂《英宗實錄》外,吳澄便專心致力於《五經纂言》的寫作。吳澄最後於元順帝元統元年(1333)病逝,享年八十五歲。諡文正,留下包括《易纂言》十卷、《易纂言外翼》十二卷、《書纂言》四卷、《禮記纂言》三十六卷及《春秋纂言》十二卷在內的《五經纂言》和《儀禮逸經傳》二卷、《孝經定本》一卷、《道德眞經註》四卷等專書著作,並文集《吳文正集》一百卷傳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