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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蒙

內容介紹

〈正蒙〉是中國北宋哲學家張載的重要哲學著作。成書時間大約在北宋熙寧九年(1076年)。「蒙」是《周易》的一個卦名,該卦的彖辭中有一句話說:「蒙以養正」。蒙,就是「蒙昧未明」;正,就是「使之正」。意思就是說:「從童蒙時期開始就應從正道加以培養,使人依正道而成長。」張載說:「養其蒙使正者,聖人之功也。」就是這篇文章名稱的由來。

張載著〈正蒙〉的主要目的,就是用儒家學說來批判佛、道思想,建立「氣」一元論的哲學體系。他以《易傳》為思想根據,論證了物質的「氣」是世界萬物的本原,批判了佛教「以心為主體」、「誣天地日月為虛妄」的偏失,揭示了佛教唯心主義哲學以及老子「有生於無」的思想。後來的羅欽順、王廷相、王夫之、戴震等人都繼承和發揮了〈正蒙〉的思想。張載逝世以後,〈正蒙〉一書由其門人蘇炳加以整理,並將其書分為十七篇,如〈太和〉、〈參兩〉、〈天道〉、〈神化〉、〈乾稱〉等篇目,並加以刊刻,流傳相當廣泛。現存最早版本見於宋本《諸儒鳴道集》中。由於此書流行十分廣泛而普遍,因此注解的版本也很多,其中以王夫之的《張子正蒙注》最為著名。

撰稿人:王志瑋

作者簡介

張載字子厚,世居大梁(今山西省天鎮縣東北),寄籍於鳳翔府郿縣的橫渠鎮(今陝西省岐山縣東南),後世人尊稱他為「橫渠先生」。他生於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死於宋神宗熙寧十年(1077年)。在親戚關係上他是二程兄弟(程頤、程顥)的表叔,就年代而言,他和邵雍、周敦頤、二程等五人可說是同一時期的學者,而且他們五個人又曾彼此論學,因此有「北宋五子」的稱號。
      張載是北宋時期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也是理學的奠基者之一。他的學術思想在中國思想文化發展史上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對以後的思想界產生了不小的影響,他的著作一直被明清兩代政府視為學術思想的代表之一,並作為科舉考試的必讀之書。
     張載從小天資聰明,才華橫溢,尤其好談用兵道理。因為少年喪父,使得他的思想較早成熟,二十一歲那年,因為西夏常對宋朝西部邊境侵擾,朝庭向西夏「賜」絹、銀和茶葉等大量物資,以換得國家的平安。這種情形對「少喜談兵」年僅二十一歲的張載產生極大的刺激,於是他就向當時任陝西經略安撫副使並主持西北防務的范仲淹上書,陳述自已的想法和見解,打算組織民眾去奪回被西夏侵佔的失地,為國家建功立業,博取功名。范仲淹在延州(今延安)軍府召見了這位志向不凡的儒生,張載則高談闊論他的軍事邊防,保衛家鄉的諸多想法,他想要收復失地的雄心壯志得到了范仲淹的熱情讚揚,范仲淹認為張載將來可成大器,因此勸他說:「儒家自有名教,何事於兵。」並勉勵他去讀《中庸》,意思是說以你的聰明才智,作為儒生,一定可以成大器,不須去研究軍事,如果從《中庸》學起,在儒學上下功夫,他日必有所成。張載聽從了范仲淹的勸告,回家刻苦用功,勤讀《中庸》,後來覺得有所不足,又轉而遍讀佛學、道家之書,多年深研之後,又覺得這些書籍都不能滿足自已的雄偉的抱負,於是又回到儒家學說上來,轉而探討六經要義,經過十多年的苦讀,終於悟出了儒、道、佛三者彼此互補,互相聯繫的道理,逐漸建立起自已的學說體系。
      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三十八歲的張載赴卞京(開封)應考,時值歐陽修擔任主考官,張載與蘇軾、蘇轍兄弟同登進士,在候詔待命之際,張載受文彥博宰相的支持,在開封相國寺設虎皮椅講《易》經。有一天晚上,張載在洛陽遇見程顥、程頤兄弟,雖然張載是二程的表叔,但是他虛心待人,靜心聽取程顥、程頤兄弟發表他們對《易經》的見解,深感自已所見貧乏、所學不夠,於是在第二天,他對聽講的人說:「我所研究的《易經》,遠不及程家二兄弟廣博精奧,希望大家可以跟他們學習。」於是撤席罷講。這是一種何等虛心謙讓的胸懷!後來,他更是盡棄異學,潛心於儒家經籍的修習。
       為了實踐儒家的理想,他曾在三十七歲那年,考中進士,奉派為雲巖縣令,在任內大大地經營一番,以「敦本善俗」為施政目標,標榜孝悌尊老的精神,致力於倫理崇法社會的實現;為時不久,果然政通人和,謳歌四起。後來他調升為崇文院校書官,因為當時正是王安石厲行新法之時,他不願捲入新舊派黨爭的漩渦,於是託病罷官,回到位於終南山麓的橫渠,鍥而不舍地繼續他學問思想上的鑽研工作。
      張載回到橫渠後,依靠家中數百畝薄田生活,整日講學讀書,俯而讀,仰而思,有所心得就隨時記錄,有時半夜之間,忽有所感,便起床而坐,取燭疾書。在這期間,他寫下了大量著作,對自已一生的學術成就進行了總結,並親自帶領學生進行「恢復古禮」和「井田制」的兩項實踐。為了訓戒學者,他作《砭愚》、《訂頑》二項訓辭,也就是後來所說的〈東銘〉、〈西銘〉,書於大門內兩側的窗戶之上。張載對於推行「井田制」用力最多,他曾把自已撰寫的《井田議》主張,上奏皇帝,並且和學生們買地一塊,按照《周禮》的模式,劃分為公田,私田等分給無地、少地的農民,並疏通東西二渠,以證明井田制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現今大陸的橫渠鎮崖下村、扶風午井鎮、長安子午鎮仍保持著張載實施井田制的遺跡,並且還流傳著「橫渠八水驗井田」的故事。
      宋代學者研究經學,偏重於義理的論述,與宋代之前的章句、訓詁、注疏之學不同,故有「宋學」或「理學」之稱,這種由經學一變而為理學,可說是儒家思想的一大變革。當時理學約分濂、洛、關、閩四派。濂學以周敦頤為代表;洛學屬程氏兄弟;閩學以朱熹為重;關學則推張載為首。
      張載的思想,簡而言之,就是「以易為宗,以中庸為的,以禮為體,以孔孟為極」,也就是以孔孟思想為主體,結合了《易》、《中庸》、《周禮》而成。他對《周禮》之制度甚為推崇,深信《周禮》之制度一定可以施行於後世。他常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橫渠四句教)自任。他的思想散見於〈東銘〉、〈西銘〉、〈正蒙〉及〈橫渠易說〉等文章之中。〈正蒙〉的精華來自《易經》;〈西銘〉的內容,多本於《中庸》;而以孔孟的仁為主。至於〈東銘〉,則是戒戲言、戲動與過言、過動而作的。相傳張載的教室內,有東西兩面的窗子,東西窗子上都寫上了一篇給學生的文章,東邊窗子上的一篇叫〈砭愚〉(砭,音邊,是改善的意思;砭愚之義即「改善愚頑」),西面窗子上的一篇叫〈訂頑〉(也是改善愚頑者之義),後來程伊川將這兩篇文章稱為〈東銘〉和〈西銘〉(取其位於東西兩窗上的格言之意),後來的《宋元學案》也是以〈東銘〉和〈西銘〉來稱呼此兩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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