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載字子厚，世居大梁（今山西省天鎮縣東北），寄籍於鳳翔府郿縣的橫渠鎮（今陝西省岐山縣東南），後世人尊稱他為「橫渠先生」。他生於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死於宋神宗熙寧十年（1077年）。在親戚關係上他是二程兄弟（程頤、程顥）的表叔，就年代而言，他和邵雍、周敦頤、二程等五人可說是同一時期的學者，而且他們五個人又曾彼此論學，因此有「北宋五子」的稱號。
      張載是北宋時期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也是理學的奠基者之一。他的學術思想在中國思想文化發展史上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對以後的思想界產生了不小的影響，他的著作一直被明清兩代政府視為學術思想的代表之一，並作為科舉考試的必讀之書。
     張載從小天資聰明，才華橫溢，尤其好談用兵道理。因為少年喪父，使得他的思想較早成熟，二十一歲那年，因為西夏常對宋朝西部邊境侵擾，朝庭向西夏「賜」絹、銀和茶葉等大量物資，以換得國家的平安。這種情形對「少喜談兵」年僅二十一歲的張載產生極大的刺激，於是他就向當時任陝西經略安撫副使並主持西北防務的范仲淹上書，陳述自已的想法和見解，打算組織民眾去奪回被西夏侵佔的失地，為國家建功立業，博取功名。范仲淹在延州（今延安）軍府召見了這位志向不凡的儒生，張載則高談闊論他的軍事邊防，保衛家鄉的諸多想法，他想要收復失地的雄心壯志得到了范仲淹的熱情讚揚，范仲淹認為張載將來可成大器，因此勸他說：「儒家自有名教，何事於兵。」並勉勵他去讀《中庸》，意思是說以你的聰明才智，作為儒生，一定可以成大器，不須去研究軍事，如果從《中庸》學起，在儒學上下功夫，他日必有所成。張載聽從了范仲淹的勸告，回家刻苦用功，勤讀《中庸》，後來覺得有所不足，又轉而遍讀佛學、道家之書，多年深研之後，又覺得這些書籍都不能滿足自已的雄偉的抱負，於是又回到儒家學說上來，轉而探討六經要義，經過十多年的苦讀，終於悟出了儒、道、佛三者彼此互補，互相聯繫的道理，逐漸建立起自已的學說體系。
      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三十八歲的張載赴卞京（開封）應考，時值歐陽修擔任主考官，張載與蘇軾、蘇轍兄弟同登進士，在候詔待命之際，張載受文彥博宰相的支持，在開封相國寺設虎皮椅講《易》經。有一天晚上，張載在洛陽遇見程顥、程頤兄弟，雖然張載是二程的表叔，但是他虛心待人，靜心聽取程顥、程頤兄弟發表他們對《易經》的見解，深感自已所見貧乏、所學不夠，於是在第二天，他對聽講的人說：「我所研究的《易經》，遠不及程家二兄弟廣博精奧，希望大家可以跟他們學習。」於是撤席罷講。這是一種何等虛心謙讓的胸懷！後來，他更是盡棄異學，潛心於儒家經籍的修習。
       為了實踐儒家的理想，他曾在三十七歲那年，考中進士，奉派為雲巖縣令，在任內大大地經營一番，以「敦本善俗」為施政目標，標榜孝悌尊老的精神，致力於倫理崇法社會的實現；為時不久，果然政通人和，謳歌四起。後來他調升為崇文院校書官，因為當時正是王安石厲行新法之時，他不願捲入新舊派黨爭的漩渦，於是託病罷官，回到位於終南山麓的橫渠，鍥而不舍地繼續他學問思想上的鑽研工作。
      張載回到橫渠後，依靠家中數百畝薄田生活，整日講學讀書，俯而讀，仰而思，有所心得就隨時記錄，有時半夜之間，忽有所感，便起床而坐，取燭疾書。在這期間，他寫下了大量著作，對自已一生的學術成就進行了總結，並親自帶領學生進行「恢復古禮」和「井田制」的兩項實踐。為了訓戒學者，他作《砭愚》、《訂頑》二項訓辭，也就是後來所說的〈東銘〉、〈西銘〉，書於大門內兩側的窗戶之上。張載對於推行「井田制」用力最多，他曾把自已撰寫的《井田議》主張，上奏皇帝，並且和學生們買地一塊，按照《周禮》的模式，劃分為公田，私田等分給無地、少地的農民，並疏通東西二渠，以證明井田制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現今大陸的橫渠鎮崖下村、扶風午井鎮、長安子午鎮仍保持著張載實施井田制的遺跡，並且還流傳著「橫渠八水驗井田」的故事。
      宋代學者研究經學，偏重於義理的論述，與宋代之前的章句、訓詁、注疏之學不同，故有「宋學」或「理學」之稱，這種由經學一變而為理學，可說是儒家思想的一大變革。當時理學約分濂、洛、關、閩四派。濂學以周敦頤為代表；洛學屬程氏兄弟；閩學以朱熹為重；關學則推張載為首。
      張載的思想，簡而言之，就是「以易為宗，以中庸為的，以禮為體，以孔孟為極」，也就是以孔孟思想為主體，結合了《易》、《中庸》、《周禮》而成。他對《周禮》之制度甚為推崇，深信《周禮》之制度一定可以施行於後世。他常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橫渠四句教）自任。他的思想散見於〈東銘〉、〈西銘〉、〈正蒙〉及〈橫渠易說〉等文章之中。〈正蒙〉的精華來自《易經》；〈西銘〉的內容，多本於《中庸》；而以孔孟的仁為主。至於〈東銘〉，則是戒戲言、戲動與過言、過動而作的。相傳張載的教室內，有東西兩面的窗子，東西窗子上都寫上了一篇給學生的文章，東邊窗子上的一篇叫〈砭愚〉(砭，音邊，是改善的意思；砭愚之義即「改善愚頑」)，西面窗子上的一篇叫〈訂頑〉(也是改善愚頑者之義)，後來程伊川將這兩篇文章稱為〈東銘〉和〈西銘〉(取其位於東西兩窗上的格言之意)，後來的《宋元學案》也是以〈東銘〉和〈西銘〉來稱呼此兩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