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中國大一統帝國正式完成的時代；武帝，引領帝國走向文治武功盛世的君主。而在這些燦爛奪目的成績背後，卻是許多前仆後繼的士人儒生，畢其心力、窮盡一生的耕耘付出所累積而成的結晶。其中最令人無法忽視的一顆明星莫過於大儒董仲舒（約西元前179-104）！
      經歷過一段動盪之後的文景時期，華北平原上的百姓終於可以安心地回到自家農田上用心生活。也約略在此時，廣川（位今河北省）的村落裡誕生了這位未來足以影響西漢思想文化的巨擘。憑藉著精熟春秋《公羊》學，董仲舒在景帝時期便已嶄露頭角，成為官方禮聘的博士。但所謂地薄大木不產，水淺大魚不游，唯有在雄才大略如漢武帝者即位後，董仲舒纔真正得到大顯身手的機會。
      元光元年（西元前134年）竇太后逝世，武帝決定要廣招天下賢良之士，正式展開屬於他自己的宏圖霸業。時勢造英雄，董仲舒隨著這個浪頭，來到武帝的面前。在應答策試當中，董仲舒替這未來的理想帝國提出許多具體的政策建言：如何推展教化、如何為國家儲備人才、澄清吏治；更重要的是，他為這個人間帝國建構了背後超越的價值依據。他將國家運作視為大化宇宙運行的投射，因此武帝的天下不只是人間皇權的表現，它更具有了神祕、神聖，眾人難以凌越的權威地位。董仲舒將漢朝天下推崇至極，但卻同時點出天意在政治運作當中居於決定性的位置。因此君王想做什麼固然重要，但「天意是什麼？」更是在治理天下之際，必須不斷思量的問題。不過董仲舒也告訴武帝不用因此而過度迷信、惶恐，因為老天的意念其實很簡單，一言以蔽之便是「德」。然而什麼樣的治理方式才是德政呢？董仲舒建議武帝，凡是以孔子思想為原則的各種政策，都是體現德政的方式；是以儒家之學外的其他道理，對於德政的落實都沒有太直接的助益，也就可以不用再予以採納了。從儒家的觀點來看，董仲舒的〈賢良對策〉（又稱〈天人三策〉）實在有功於聖門，儒家經過先秦的發展至今，道、政、學三者在董仲舒手上完成了真正的結合與落實！
      董仲舒獲得武帝起用，首先擔任江都國相，協助江都王劉非治理國內庶務。治國期間他除了依據《春秋》所記各項陰陽災異之事規劃國政，同時也以個人端正的行為舉止，傳佈了儒家思想。其影響不只使國內民政昇平，更讓平時以驕勇見稱的江都王都欽佩不已。董仲舒曾言道：「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至理名言，響徹古今，也點出了真正的儒家當秉持著義所當為毅然為之，成敗在所不計的勇直精神。
      然而不遭人妒是庸才，董仲舒的仕途並不平順。例如他曾以陰陽災異的角度對於皇室屢遭火災之事進行推斷，但這份意見草稿卻被主父偃所竊，以匿名的方式公佈於朝廷群臣之前，群臣對於內容多所質疑，就連董仲舒那不知情的弟子呂步舒也覺得意見迂腐。在主父偃的策畫之下，董仲舒差點性命不保，也因而左遷。此外，與董仲舒同時自賢良詔試當中拔擢起用的公孫弘，兩人在學識涵養與政治表現上都有著瑜亮情結，公孫弘妒忌董仲舒深厚學養；董仲舒則認為公孫弘之所以平步青雲，全靠長袖善舞的手腕。公孫弘向武帝呈奏，認為董仲舒適合擔任那肆無忌憚膠西王劉端的國相。董仲舒在膠西國期間潔身自愛，同樣以個人操守感動了膠西王。
      董仲舒對於武帝文治的貢獻，可以「通經致用」四字予以概括，透過深切掌握《公羊傳》的內容與思想，董仲舒替漢代制定了不少有實質助益的政策，例如當時關中農民生計不佳，董仲舒認為《春秋》論及農政時，多著重在麥、禾的種植採收情形，至於其他穀類則較少記載，因此他建議司農應當鼓勵當地居民多植麥種。並且宜採什一稅制，出勞役的時間也不宜超過三天，如此纔能讓百姓有餘力孝敬長輩、維繫家庭。此外，他也依《公羊傳》義理作《春秋決獄》，作為漢代社會訴訟獄政的規範依據。他甚至曾以《春秋》災異內容配合陰陽數術為地方祈求甘霖，在在都顯示了董仲舒畢生的政治活動與經學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
      據班固所記，董仲舒著有〈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等篇，然目前都已亡佚。今日所見的《春秋繁露》實為後人輯佚的成果。而董仲舒的學問隨著晚清今文經學的復興，「董氏學」也見著於當時。除了莊存與、魏源等人之外，最著名的代表可以康有為的《春秋董氏學》為例。長久以來學者總認為西漢今文經學的特色在於將孔子思想視為替漢立法的依據，因此孔子之說自然也可作為後世改制的參考。在晚清受到西學衝擊，政治文化期望改變以為因應的背景之下，當時部份士人重新回歸西漢今文經學傳統，期望透過復古改制的方式替當時的中國找尋出路。而要正確理解孔子之道的方式唯有透過《公羊傳》，而西漢時期解說春秋公羊思想的重要代表則首推董仲舒，因此董仲舒便在那危急存亡之秋的清末民初再次站上歷史舞台！

撰稿人：劉柏宏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