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道周(1585-1646)字幼玄，又字螭若、細遵，號石齋，人稱石齋先生，福建東山銅山人。少時家貧，不能從學於師，啟蒙教育受之於父母。青少年時代的他，興趣廣泛，對於各種學問多所涉獵，且對於道教的煉丹之術亦有濃厚興趣，甚至為此到處尋訪丹士異人。在父親死後，其逐漸一改昔日遊山玩水的生活習氣，逐漸用心於學問，於三十八歲時考取進士，崇禎十一年，因當面指責朝中大臣楊嗣昌，因而崇禎在平台召開御前會議，要二人進行辯論，之後黃道周被連貶六級，讁戍廣西，遂辭官，於鄴山講堂講學。明亡後，任南明禮部尚書，之後的隆武帝更封為武英殿大學士兼任吏、兵二部尚書。當時的清廷頒布禁髮令，江南人民求救於南明朝廷，但當時南明的兵權掌握於鄭芝龍之手，其養兵自重，不發一兵一卒。黃道周只得返鄉籌兵籌糧。然而其僅募眾數千人，馬僅十餘匹，另有一月糧，出仙霞關，與清兵抗擊，其分兵三路，向清兵發起進攻，然而皆未能成功，最後全軍崩潰，被張天祿俘獲，於隆武二年三月五日就義。
　　黃道周的著作，大體而言可分為三類，一類是講學記錄，如《榕壇問業》，一類則是關於易象之學，如《易象正》是，最後一類則是屬於經學的。由此亦可見其學問範圍博通廣闊，著述甚豐，尤其是其易象之學，頗為深澀隱晦，富於神秘色彩，或許這也是其學問自清初以來便少有人稱的原因之一吧。
　　黃宗羲在《明儒學案》中將黃道周列於〈諸儒學案〉，對其學術傾向未作判斷，而不少學者則認為，黃道周的學問是介於朱子與陸王之間的，只是其更為傾向於朱子。如在判斷朱陸二人的學問時，他認為陸象山的學問簡易直截，但有過於容易之病，而對於一般認為朱子學太過支離的說法，他卻不如此認為，而以支離繁瑣作為自己學問的弊病，認為朱子學是循序漸進的，因而其理論的弊病亦是最少的，此即可見對於朱子的推崇。而對於陽明學，則其推崇陽明良知學的實踐精神，其較為批評的對象是集中在王龍溪，然而其批評的重點，亦和當時認為陽明後學所導致的「虛玄而蕩」、「情識而肆」立場相一致，其亦是就此以批評陽明後學的。
　　然而黃道周對於朱子學的理論亦是有所補充修正的，此尤其集中在關於「格物」觀點的論證上，其認為所謂的「格物」，指的乃是萬物一體，而「致知」則是知止於至善，由此可見其對於「格物」的理解，並不同於朱子於事事物物窮究其存在之理的論述，其認為格物並不僅是於事物上探究道理，而更是有明善誠身的意涵在內。黃道周的此一觀點，乃是因其強調用《中庸》、《周易》和《孟子》的明善、誠身、至命與盡心等概念來理解與詮釋《大學》關於「格物致知」的說法所發展出來的不同論述系統，此亦可見其對於朱子學儘管推崇備至，但亦是有所補充的，其將《大學》的「致知」解為「知止」之知，即是止於至善之知，因而要達到此種「致知」的境界，其實踐方法便是要能「盡性格物」，此便突現了道德的實踐意涵。無論其此種詮釋的觀點是否誤解了朱子本人的說法，但此種解釋仍是有其理論上的創見。
　　黃道周的學問本身過於龐大，所涉獵的範圍廣闊，除了理學外，對於經學、史學、詩賦皆有造詣，甚至對於天文、曆法、數學亦能通曉，且擅於書畫，因而《明史》讚其為：「學貫古今，所至學者雲集」，然而或許正是因為其學問內容過於廣泛，因而無論是當時或現在，皆少有學者對其思想有一系統性的研究，和同為明末大儒的劉蕺山相較之下，其思想上的影響力便不太明顯，以至於少有人能確實的把握其思想要旨。


撰稿人：陳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