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謙，字益之，自號白雲山人，學者稱白雲先生，金華人。生於南宋咸淳六年（1270），卒於元至元三年（1337），年六十八。至正七年，諡曰文懿。與北方著名理學家許衡齊名，並稱南北二許。許謙在學術上最大的貢獻，在於對程朱理學的傳播起了很大的作用。現存著作為《白雲集》四卷、《詩集傳名物鈔》八卷、《讀書叢書》六卷、《讀四書叢書》四卷。
　　許謙年少時正值宋亡，家破，但他仍力學不輟，僑寓借書，刻苦攻讀。年踰三十，開門授徒。後聽聞金履祥在蘭江講學，便前往向他問學。金履祥告訴許謙，說：「士之為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鹽既加，而鹹酸頗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子邪！」許謙聽了老師這一番話後，愈加警惕自己在為學方面的用心。金履祥非常器重許謙，並且向他揭示為學的關鍵，說：「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又說：「聖人之道，中而已矣。」而許謙也確實遵從老師的教導，為學重在「致其辨于分之殊，而要其歸于理之一，每事每物求夫中者而用之」（〈北山四先生學案〉）。數年後，金履祥病危，臨死前囑咐許謙將其所著《資治通鑑前編》次錄成定本。而許謙在問學金履祥這幾年的時間，可說是盡得金履祥的學問，且對老師的說法油然融會，對此，他曾自己說道：「吾無以過人者，惟為學之功無間斷耳。」這就顯示他用功之深切與為學之惕厲。
　　金履祥死後，許謙從事講學，當時學者翕然往從，「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荊、揚、吳、越，皆百舍重趼而至」（《元史》），其「為學者師，垂四十年，著錄迨千餘人。……四方之士，以不及門為恥」。其門墻之盛，超過何基、王柏、金履祥三人。時人黃縉就稱讚他說：「出於三先生之鄉，克任其承傳之重。三先生之學，足以大顯於世。然則程子之道得朱子而復明，朱子之大至許公而益尊。」金華學派可以說到許謙而達到鼎盛。
　　許謙教人「以五性人倫為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為立身之要，以分辨義利為處事之制，攝其粗疏，入于微密」（〈北山四先生學案〉），並且能依學生材分給予適當的教導，因此向他問學者多有所得。許謙晚年，更強調涵養本原的工夫。據〈北山四先生學案〉記載，「（許謙）一日，瞑目坐堂上，門人徑入，則闃其無人乎先生之側，拱立久之，先生顧而徐言曰：『爾在斯邪！』」從這裡就可以了解他習于靜定已經到了如此的境地。
　　許謙一生雖然沒有出仕為官，且對地方官的薦舉也都堅辭不受，但他仍然非常關心世道的發展。如「大德十一年，歲在丁未，熒惑入南斗句已而行，先生以為變在吳、楚，竊深憂之。是歲大祲，先生貌加瘠，或問曰：『先生有不適邪？』答曰：『道殣相望，吾能獨飽邪！』」〈北山四先生學案〉從這裡就可了解到他憂民之心的懇切。但對於他為何不出來為官一事，許謙曾經說道：「吾非必于隱以為名高，仕止惟其時耳。」此則充分展現他身為一個儒者當仕則仕、當隱則隱的出處態度。
　　許謙雖然是一個博覽群書的學者，且對釋、老的學說也能探究其奧蘊，分辨其同異，並且給予是非的判斷，但對於理學的傳承則非常拘守家法，重視研習經史，尤其特別重視《四書》。他說：「學以聖人為準的，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聖人之心，具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于朱子。」所以他所著的《讀四書叢說》、《讀書叢說》、《詩集傳名物鈔》等書，雖然多祖述舊聞，綜合諸家之說，但其宗旨都在闡發朱學。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謙雖受學于王柏（按，應為金履祥。他們師承關係為何基、王柏、金履祥，再傳許謙。史稱「金華四君子」），而醇正則遠過其師。研究諸經亦多明古義，故是書所考名物音訓，頗有根據，足以補《集傳》之闕遺。」（《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一六，詩類二《詩集傳名物鈔》）由傳求經的治學方法是金華學派的特色，所謂「醇正遠過其師」則指他更專守朱子思想而言。許謙著作尚有《春秋溫故管窺》、《治忽幾微》、《自省編》等，均佚。

撰稿人：許惠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