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行，字孝先，號恕齋，又號敬庵，諡號清恪，河南儀封人，生於清順治八年（1651年），卒於雍正三年（1725年）。他除了是位理學家外，還是清朝有名的清官，被譽為天下清官第一，獲得康熙皇帝多次的表彰。 張伯行於康熙二十四年考中進士，授內閣中書，改中書科中書，歷任山東濟寧道、江蘇按察使、福建巡撫、江蘇巡撫、倉場侍郎、戶部右侍郎、禮部尚書等。
　　他為官清廉，志節高潔，皆是學問醇正所導，即使與有嫌隙者共事，亦能以公事為要，推誠協恭，而不帶絲毫芥蒂。在他為官的期間有許多政績，都被詳實記載於史書中。在他丁父憂，而在家居喪期間，正好遇到儀封大雨沖走了舊堤防，洪水淹入城中，他立即招募人民裝土為袋，修築河堤，水患乃止。當時的河道總督視察了他所修築的河堤，對於他治水的能力大為驚奇，於是，特地上疏薦舉他為山東濟寧道，稱讚他「盡心河務，勤敏辦事，為人誠實，卓然有守」，於是，康熙四十二年，他正式就任為山東濟寧道。在他就任之初，就遇上當地在鬧飢荒，他馬上捐出糧食、並裁製棉衣以救濟災民，這樣人飢己飢的胸襟，卻遭受到布政使以擅動糧倉的罪名而論劾，張伯行以「倉穀重乎？人命重乎？」而據理力爭，所幸最後得以免除處分。康熙皇帝南巡，特地表彰他「布澤安流」，而將他升官，到江蘇擔任按察使。康熙四十六年復南巡至江蘇，還告訴從臣說：「朕聞張伯行居官甚清，最不易得」，當時，康熙特地下令，命江蘇總督與巡撫，推薦才德兼備的官員，張伯行卻沒有在被推薦的名單中，為此，康熙特地召見他，跟他說：「朕久識汝，朕自舉之。他日居官而善，天下以朕為知人。」拔擢張伯行為福建巡撫，可見康熙對他的高度期望與器重。
　　在張伯行於福建巡撫任內，革除了地方上許多積累已久的弊病。例如，福建由於人多地少，常常需要從外地購買糧食以應內需，因此，許多商人趁機坐地起價，從中獲得更多利益，導致當地米價甚高，人民深受其害。為了平衡米價，他特地從公帑支出五萬兩，購買湖廣、江西、廣東的米以平糶。福州人民有祭祀瘟神的習俗，張伯行為了正其風俗，命人毀掉神像，將祠堂改為義塾，以祭祀朱子。當地多尼姑，以致於貧家多有賣女為尼的陋習，張伯行要這些貧家將女兒贖回，並為之擇偶，若有贖金湊不出來的，則由官府幫忙出錢贖回。除此之外，還上疏請求免去台灣、鳳山、諸羅三縣，因災荒而積欠的賦稅。可以看出他為官極力為人民著想，對於移風易俗之教化不遺餘力。
　　康熙四十八年，張伯行調任江蘇巡撫，卻遇上了一重大事件。當時的兩江總督是以貪橫無厭著稱的噶禮，張伯行上任後，即刻發佈檄文《禁止饋送檄》，欲以杜絕當時日漸貪腐的送禮風氣，並且大刀闊斧的廢除許多苛捐雜稅，他這樣的作風招致噶禮許多的不滿，兩人之間矛盾日深。康熙五十年，爆發了著名的江蘇鄉試弊案，副主考官勾結內外，大行舞弊之事，等到放榜結果出來，士子輿論譁然。康熙皇帝命令張伯行、噶禮同戶部尚書張鵬翮、安徽巡撫樑世勛會審此案，由於噶禮事前已收受賄銀，故從中阻擾案情進度，張伯行因此上奏彈劾噶禮，噶禮由於不自安，也倒參張伯行七大罪狀，康熙只得下令解除兩人的職務，而下令張鵬翮續查此案。然而，由於噶禮為滿人，位居權貴，自然受到張鵬翮的袒護，當時，連噶禮的母親亦指噶禮貪橫，康熙特地下詔曰：「伯行居官清廉，噶禮操守朕不能信。」最後裁定噶禮革職，張伯行復職，此事始告一段落。不過，張伯行剛正不阿的操守，已經讓他在政壇上樹立不少敵人。因此，後來張伯行還被張鵬翮以誣陷良民、挾詐欺公等莫須有之罪名誣陷，並以論斬處分，所幸最後由康熙赦免其罪，命他入京，直入南書房，後充順天鄉試正考官，授戶部侍郎，再充會試副考官。雍正元年，擢禮部侍郎。卒後，贈太子太保，諡號清恪，表彰他一生為官清正、恪勤職守。光緒初年，並讓他從祀於文廟。
　　當張伯行考上進士的時候，曾經構築精舍，藏書數千卷，其中尤重程、朱之學，以為程朱之學為入聖門之途徑，故誦讀手抄濂、洛、關、閩諸大儒之書達七年之久，其後始赴官。他曾經說過：「千聖之學，括於一敬，故學莫先於主敬。」朱熹重視的是修養工夫，而這修養工夫最重要的，就是主敬，因此，他又自號為敬庵，並在家鄉請建書院，用程、朱的學問教導學生。另外，他並透過建立書院、教育學子，來宣揚他的學術理念。在儀封家鄉時，特地蓋學堂並講程朱之學，在福建巡撫任內，設立義塾祭祀朱子、設立鼇峰書院，置學舍，並捐獻自己的藏書，搜先儒文集，刊刻《正誼堂叢書》以教諸生，可見他治學的理念，著作也多與程朱之學相關。有《困學錄》二十四卷、《困學續錄》二十四卷、《正誼堂集》、《續集》共二十卷、《伊洛淵源續錄》二十卷、《居濟一得》八卷、《二程語錄》十八卷、《朱子語類輯略》八卷、《廣近思錄》十四卷、《小學衍義》八十六卷、《濂洛關閩書》十九卷、《性理正宗》四十卷《養正類編》十三卷、《學規類編》二十七卷等。


撰稿人：鄭于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