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居仁，字叔心，號敬齋，江西餘干人。生於明宣宗宣德九年甲申（1434），卒於明憲宗成化二十年甲辰（1484），年五十一。明神宗萬曆十三年乙酉（1585）從祀孔廟，追諡文敬。主要著作有讀書札記《居業錄》，以及身後余佑收集編定的詩文集《胡敬齋集》三卷。
　　胡居仁幼年接受家塾教育，至十九歲則從于世衡先生準學習《春秋》學，二十一歲那年因讀《小學》有所感，便前往臨川向吳與弼學習。吳與弼教他古聖賢之學，而他亦深受吳與弼的感召，從此之後便絕意科舉。三十二歲那年，胡居仁在梅溪山中築室，除事親講學之外，不干人事。後來為了增廣見聞，則開始遊歷福建、江浙等地，參學問道，也因為有這樣的經歷與體會，當他回到家鄉，便和婁一齋、羅一峰、張東白在弋陽之龜峰、餘干之應天寺等地論學、講學。另外，胡居仁也曾應提學李齡、鍾城的請託，主持白鹿洞書院；曾應諸生的請求，在貴溪桐源書院講學等，也因此胡居仁的弟子在當時是非常的多。
　　胡居仁是一個非常剛毅嚴正的人，雖然生活清貧，但他仍堅守正道，無一絲踰越之舉。又，他每天一定會先確定當日學習課程，然後詳細書寫自己的得失，以作為考核自己言行之用；在細瑣的器物上，也會區別清楚，有條有理的陳列。當父親生病了，他會親自嚐糞以確定父親的病況；兄長外出，也會恭敬的先在門口等候；兄長有病，則會親自調理湯藥。當父親去世了，他親自主持喪禮，但因難過的連湯水都喝不下去，因此他身體極為衰弱，非得用拐杖來支撐自己的身體。在守喪三年的期間，他從來不進寢室休息；所有喪禮的進行，則完全依照古禮要求。胡居仁世代都以農維生，尤其到了他的時候，家裡更是貧窮困頓，但他一點都不以為意，仍然能怡然自得、安然自處。畢竟，就如他自己所說的：「以仁義潤身，以牙籤潤屋，足矣。」
　　胡居仁一生雖然短暫，就如周翠渠所說：「倘歲月之少延兮，必曰躋乎遠大。痛壽命之弗永兮，若深造而未艾。」（〈崇仁學案二〉）但我們仍可在他的言行著述裡看出他為學的用心與用力之處：一、學術思想特點在於主敬。二、對佛老的批評。胡居仁一方面吸收了他的老師吳與弼在心念上省察克治之功，另一方面也強調主敬的重要。胡居仁非常贊同朱熹的主敬窮理，以為這才是程朱學思想要義所在，而在主敬窮理裡，又更重視主敬工夫。胡居仁這樣的偏重，實也反映了朱子學到了明代的發展的一個特點，也就是從心性工夫修養上著眼，對於客觀天道性命的探求就相對薄弱，尤有進者，格物致知的工夫也就不那麼強調了。胡居仁既重視主敬，而其主敬意涵又從朱熹而來，因此對於「靜時涵養，動時察識」之動靜問題，也認為須以「敬」來貫穿它。再者，胡居仁雖然推崇周濂溪，但對於周濂溪的「主靜」是多所不滿，以為若工夫強調「靜」字會流於佛老。也或許是因為這樣的觀點，胡居仁對於同門的陳獻章便多有批評，以為陳獻章所說的「靜中養出端倪」之說實是異學。對於胡居仁與陳獻章學說的異同當代討論頗多，不過有一個觀點卻值得在這裡提出，畢竟這個說法儘管未必正確，卻也引發後人研究的興趣：黃宗羲在《明儒學案‧崇仁學案二》說到，胡居仁主張的靜中涵養工夫，實即是陳獻章的「靜中養出端倪」，因此「宜其同門冥契」，且認為胡居仁批評陳獻章是禪是沒有必要的，因為二人的分別只在於狂與狷的不同。至於對佛老的批評，雖然胡居仁的觀點不脫程朱之說，但仍具時代的意義，也可以看出他身為一個儒者的使命。畢竟在明代，佛教的流傳已經相當普遍，且當時儒家學者信奉佛教的也頗多。胡居仁感於佛教義理與儒家思想相牴觸，且不滿當時學者以佛教義理來詮釋儒家的著作，因此對於佛教批評之嚴厲在當時學者中算是少有的。

撰稿人：許惠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