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瑄(1389-1464)，字德溫，號敬軒，山西河津人。生於書香世家，其祖父薛仲義乃是一通曉經術，但不出任官職而以教授鄉里為業的儒者，而父親薛貞則曾任元氏縣的儒學教諭。薛瑄出生前，其母曾夢見一肌膚如水晶瑩亮而能見到五臟的紫衣人前來拜謁，而當其出生時，其祖父聞其啼聲，便認為此兒並非常人。而薛瑄之後的表現，也在在證明了其非凡之處。
　　薛瑄自幼便聰穎過人，對於詩書經典以及史書典籍，皆能過目成誦，日記千百言。其父當時聽聞魏純以及某位姓范的學者身於理學，便請之為薛瑄講習理學家言，當時的薛瑄聽聞此種學問後，認為此方是學問正軌，便盡棄其舊學。當其父親牽至河南任官時，薛瑄便進入當地的縣學成為學生，而於永樂十八年(1420年)，其便參加了當地的鄉試，並且考取第一名的成績，次年便成為了進士。之後於宣德年間便擔任監察御史的官職，而於正德初年，擔任山東提學僉事，之後因他人向當時權傾朝野的的大官王振推薦，被擢昇為大理寺少卿。時人建議其應當向王振答謝，但薛瑄認為不妥，之後謁見王振時，亦僅是長揖不拜，因而得罪王振，被其陷害入獄而判處死刑。處斬前夕，王振的一位老僕於廚房哭泣，王振問其原由，其告之曰是因聞薛瑄死訊所以難過，並且將薛瑄平生之為人處事一一具告，王振聞之大為震動，因而免其一死並尋放還家。之後景帝嗣位，經由他人推薦，起用為大理寺丞。景泰二年，推南京大理寺卿。英宗復辟，拜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閣參預機要事務。因見石亨、曹吉祥亂政，上疏請求告老還鄉。天順八年六月卒，年七十六。贈禮部尚書，諡文清，其對於自己一生所學所得處有一短詩以表志趣，詩云：「七時六年無一事，此心使覺性天通。」
　　薛瑄的著作有《讀書錄》十卷，《續錄》十二卷，其中對於周濂溪的〈太極圖說〉以及張橫渠的《正蒙》中關於太極、陰陽、乾坤以及朱子理氣論的形上學問題探討辨析甚多，顯示出其強烈的宇宙論興趣傾向，其對朱子學的理氣關係問題有極為詳盡的論述詮釋，我們甚至可以說，除了理氣論之外，薛瑄甚至在心性論及工夫實踐的方法上，他的觀點大致而言亦是對於朱子學理論的詮釋與說明而已，就此而言，不少學者認為薛瑄的學問只是對於朱子學的疏解而已，其本身在理論建樹上並無太大創見，然而在其對於朱子學理論的辨析中，其對於相關問題的釐清亦是有頗為清楚的詮釋，如在對於「無極」、「太極」的詮釋中，其繼承朱子的觀點，認為前者並非後者在時間關係上的先在，而是對於後者的形容，用以表示太極之理的無形象可見之特色。而對於「理一分殊」的詮釋，則將之與《中庸》的大德敦化、小德川流聯繫起來，認為所謂的「大德敦化」，便是說明從一整全的觀點言之，即是從道體而言，萬事萬物皆是以道為其根據，而「小德川流」，則說明了道體落實於具體的萬事萬物時的不同分殊表現。而在心性關係與工夫論的實踐問題上，薛瑄特為強調突顯出「性」之概念的重要性，以「知性」為學問的宗旨，認為鳥獸草木、四時寒暑皆有性理，故須加以探究以成就自身的進德之學，因而其說明「格物」和「盡心」時，其論述脈洛與朱子可說幾乎是完全一致的。其認為「格物」所涵蓋的範圍，應當是自身心乃至於天下萬物皆是所應探究的對象，於事事物物皆應當求其義理上的本末精粗與是非得失，而時日一久，便能豁然貫通而使心與理能有所湊泊吻合。而在對於「盡心知性知天」的詮釋中，薛瑄認為人要先能對於性天之理有所知後，方能充盡心之意義，使心能夠越發清明靈靜，此種詮釋的觀點大抵是合乎朱子對於《孟子》此段話的論述脈絡的。於此同時，薛瑄亦同樣注重「敬」的涵養在工夫實踐中的重要性。薛瑄認為「敬」的涵養主要在於使心能有所主，而所主之內容便是天理，心能以天理為其所主之內容，則當其容受其他外物時，便能不為物所溺，而有了此種「敬」之工夫的涵養，則於進行「格物窮理」的實踐之時，便能更為清楚的證知萬事萬物的性理意義。
　　薛瑄乃是明代初期河東學派的開創者，其言行舉止頗為時人所敬服，因而有「薛夫子」之稱譽，雖然其在理氣論的問題和心性關係的理解上，大抵皆是在朱子學的理論系統中展開其論述，但在對於朱子學的理解與詮釋上，其是頗能恪守矩矱的，同時其弟子遍佈北方，為當時明初的朱子學理論之發展奠定了穩固的基礎。

撰稿人：陳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