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著名思想家李ㄠˊ﹔ao翱（774-836），字習之，隴西成紀（今甘肅秦安東）人。根據《新唐書》記載，這出生於隴西的名門望族的學問家，也是「後魏尚書左僕射」李沖的十世孫。家世小有名氣，但依舊刻苦學習，勤勉於儒學，文章崇尚氣質。唐德宗貞元九年（793）參加州府級的鄉貢考試，成為鄉貢舉人。九月時入長安，以文章面謁政壇名士梁肅，受到賞識。但是，時運不濟，次年進士不第。此後，除每年參加進士考試，同時也四處遊歷，廣結朋友，不乏對其後來人生有巨大助益者。貞元十二年（796），為得薦進，李翱呈獻文章於右司郎中楊於陵，楊對其讚賞有加；李翱〈謝楊郎中書〉文，即作於此時。
      唐貞元十四年（798），李翱中進士。他與名滿天下的韓愈相交為友，亦從之學習古文，更於貞元十六年（800）四月，至徐州迎娶時年十五的韓愈姪女為妻，因此，這二人關係多重交疊，後世也因此多以「韓、李」並稱。李翱在登進士第後，曾歷任校書郎、京兆府司錄參軍、國子博士、史館修撰、廬州刺史、諫議大夫知制誥、中書舍人、戶部侍郎、檢校戶部尚書、桂管湖南觀察使、山南東道節度使……等職。後於唐文宗開成元年（836），卒於自戶部侍郎轉任至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的路途上。李翱文章渾厚，備受推崇，故諡號以「文」稱，是為「李文公」。李翱有詩文，曾書《來南錄》，文風平易易讀，也是中國出現年代極早的日記體文章。今可見其流傳下的十八卷《李文公集》。
      李翱的性格嚴正剛直、急切熱誠。曾聽韓愈說到有關年僅七歲的高愍女，受迫於逆賊，而不願捨家人獨活的事蹟，遂作〈高愍女碑〉；除此外，亦寫過〈楊烈婦傳〉一文。再者，於貞元十九年（803）至貞元二十一年（805）末期間，舉家遷居洛陽旌善，在河南尹韋夏卿幕下任戶曹參軍。任內，李翱因為堅持依照「黃卷」所書的儀式，來行糾舉六曹的方法，與司錄參軍林某發生了激烈的爭執。雖然長官韋夏卿傾向於維護李翱的立場，但因為受到林某的「盛詞相謗」，以及韋夏卿即將離任等等原因，李翱遂決定辭職離開。但在之後，接續韋夏卿職務的河南尹王紹，又召來李翱擔任幕僚，李翱即作〈勸河南尹復故事書〉呈於王紹，堅持他自己「黃卷故事」的作法。最後，才答應成為王紹的幕僚。而在多年之後（大和八年，834），李翱為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時，竟遇已故長官──蘇州刺史韋夏卿──之女，不忍見其淪落為拓枝舞妓，遂替她贖身，並擇士而嫁。這事為當時從侍的殷堯藩與尚書郎舒元輿稱誦歌詠，一時間亦傳為佳話。在這之中，除李翱剛烈耿直的個性可見一斑外，亦得見其於剛急性格外，也是一熱情念舊、富懷濃厚人情味之人。
      另外，唐元和十四年時（819），李翱仍在朝擔任國子博士兼史館修撰，元月，韓愈因諫迎佛骨事，被貶為潮州刺史，李翱便作〈論事於宰相書〉，呈宰相崔群，責備其未盡勸諫皇帝之責。又另作〈百官行狀奏〉，希望寫作行狀的人，在給立諡號之時，應視其行狀是否真實，不可粉飾、虛誇。因此一文，憲宗准其所奏，李翱也因此受命為考功員外郎。李翱性格雖常失之不夠圓滑，卻往往因此落實成不畏權貴、勇於建言之狀，以蒼生百姓為終極關懷對象的政治行動。當然，這樣的性格張力，也顯照在其思想成就之上。
      德宗貞元十八年（802）時，李翱完成了足以堪稱其思想的代表之作──〈復性書〉。他在儒學方面最大的貢獻，便是試圖重建儒家學說的心性理論。〈復性書〉為宋代理學家談心性之道，開了條先河。李翱在這之中，以《周易》、〈中庸〉、〈大學〉、《孟子》為立論之根據，提出了「性善情惡」與「去情復性」的說法，並舉「開誠明，致中和」為終極意義。從「去情復性」作為旨歸始言，以「弗慮弗思」、「齋戒其心」、「寂然不動」、「誠明」等步驟為達到復性的方法，以「虛明變化」、「感而遂通天下」、「與天地參」為用，認為渾渾噩噩地放縱、認自己性情被蒙蔽，是件極為可悲之事。所以，在李翱的論說裡，可見其談「人的先天純潔本性」，便是吾輩亦得以成為聖人的基礎要素。而人之所以無法成為聖人，是因為被後天的情欲所干擾、浸染、扭曲，甚至破壞，使先天即具備的善性，無法得到擴充並蓬勃地發展。為了恢復我們先天純潔的善良本性，勢必得先去除情欲，故稱「去情復性」。李翱的心性論，對後來北宋，甚至到南宋的理學，都有很大的影響。首先，他將「性、情」兩分，認為性為善，情為惡，性是天授故為善，而惡之出現，是因被「情」所矇蔽。這樣的說法，啟迪了宋代理學家對「天命∕氣質之性」的區別，也就是之後所謂「天理∕人欲」之辨的根源之一。第二是「弗慮弗思，情則不生」中，「正思」的修養方法，這對北宋程顥、程頤所提工夫論中「主敬」的觀點，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甚至，可視其為南宋朱熹與張拭爭論「中和」的「未發」、「已發」這一論題的前導。再者，因李翱特別重視〈中庸〉，視「性命之學」為孔、孟思想的精華，因此也可以說，李翱開啟了宋儒們重視〈中庸〉的風氣，對於儒學傳播的貢獻，一點也不容小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