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著名史學家、史學評論家劉知幾（661-721），字子玄，彭城（今江蘇徐州）人。生於唐高宗龍朔元年，卒於唐玄宗開元九年。於唐睿宗時（710）為避太子李隆基（「幾」與「基」音相近）名諱，故五十歲後，始以字行，因此新、舊《唐書》皆以「劉子玄」載錄其事。
      出生於世代官宦、書香之家，曾祖劉瑉、祖父劉務、從父劉延佑、父親劉藏器，皆或為有才德、文采之人。父親曾於高宗時擔任宋州司馬，言詞抗直，不畏權貴，甚至批評當朝天子。此性格於劉知幾身上，亦清楚可見。幼年劉知幾，多受長於詞學的父兄劉延佑薰陶，善文詞，對未來的學術事業來說，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劉知幾喜好史學，可能就是受到從祖、從父的影響。
      孩童時，劉知幾學習《古文尚書》，「苦辭艱瑣，難為諷讀」，常懈怠。但當父親在給兩位哥哥講《春秋左氏傳》時，他總是「廢《書》而聽」。等到父親講述完畢，他再為兄長詳細說明。他曾在《史通．自序》中發出：「那時若是所有的書都像《春秋》這樣，就不會有懈怠這種事情發生在我身上了」的感嘆，不禁令人莞爾。但劉知幾的父親也不是省油的燈，在隔年，開始為知己講授《春秋左氏傳》，展現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誨。大約在十二歲時，雖未能深解，但已能「略舉大義」。接著，讀《公羊》、《穀梁》、其他注疏，再讀《史》、《漢》、《三國志》。到十七歲時，大部分的史學相關書籍，劉知幾皆已「窺覽略周」。
      在高宗永隆元年（680），二十歲的劉知幾應科舉進士及第，擔任授懷州獲嘉縣主簿，並曾多次上書，言論時事。聖曆二年（699，39歲）任定王府倉曹，與李嶠等人，編寫《三教珠英》，並撰寫《則天大聖皇后實錄》。長安二年（702，42歲），正式開始擔任史官，撰寫起居注。歷任著作郎、左史、鳳閣舍人、秘書少監、太子左庶子、左散騎常侍等職，兼修國史。並與李嶠、朱敬則等撰修《唐書》，探究家族歷史，成《劉氏家史》及《劉氏譜考》二書。
      但是，在官方機構中修撰國史，並沒有給劉知幾帶來太大幫助。其性格剛直，每每因主張「善惡兼書」，常與監修官發生爭執。因此，在中宗景龍二年（708，48歲）時，毅然決定辭去史官之職，私撰《經典釋文》。書成于景龍四年（710，50歲）。同年，劉知幾出任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亦兼修國史。數年後，五十六歲的（開元四年十一月，716）劉知幾與友人吳兢撰成《睿宗實錄》、《則天實錄》、《中宗實錄》三朝實錄，上呈請賞。這是他在任上，卓有成效的國史、實錄修撰，亦是他撰成《史通》之後，在史學上的另一重大貢獻。其後，又陸續改修《氏族志》、撰著《姓族系錄》。然而，在開元九年（721）時，兒子劉貺做太樂令，犯有罪，劉知幾因為其申辯，惹得玄宗一氣之下，貶其為安州別駕；不久之後，便杳然過世。享年六十一。被追贈為汲郡太守、工部尚書，賜諡號曰「文」。劉知幾著錄極多，然上述作品多已散佚，今日僅有《史通》一書，以及《全唐文》、《全唐詩》、敦煌殘卷《珠英學士詩》中，尚存數首詩文傳世。
      《史通》是中國第一部史學理論專著。對唐朝以前的史書，作了通盤地分析、批評。全書共二十卷，分五十二篇為內、外兩部；今存四十九篇。劉知幾自六家、二體開始論述，以為編年與紀傳，是唐代以前「正史」書寫的兩種標準體例。他指出，博覽古今史籍之目的，是為透過「古今沿革，歷數相承」，推導出歷史發展觀點：「世異則事異，事異則治異」、古今變異的進步史觀。史家就是更要清楚這種不斷變化的狀態，瞭解「勢使之然」的原則，才能夠知人論世的治理史學。因清楚知道過去人事，必然會體悟到，用自然現象解釋歷史（讖緯、天命），是極為荒謬的一件事。但也因為知道過去，便可「廣徵博採而善擇」，而能寫出真正貼近歷史事實的記載。
      廣知過去的歷史，並非一昧相信，而是應該不斷地思考，需「觸類而觀，不假師訓」。因而，常見劉知幾對古代史實、儒家經典提出質疑。在〈疑古〉、〈惑經〉篇中，清楚可見其懷疑、批判的史學評論精神，隨處展現。然而，若只是懷疑，是不足夠的，唯有能展現儒家倡導的「正直人品」，以君子之德，修撰歷史，才能做到「實錄直書」、「善惡直書」的境界。這懷疑、批判，不僅僅是「知道」，還是要能實際「做到」，藉由秉筆直書，展現對歷史人物、儒家經典的「不盲目崇拜與迷信」的態度，從此才能完美的成就並豐富劉知幾所謂「史有三長（史才、史學、史識）」的具體內容。
      從劉知幾的「不假師訓」、「通古今之變」，到「疑古惑經」、「實錄直書」，史家的研究能力、表達技巧（史才）、歷史知識（史學）、歷史見解（史識），對於真正的良史來說，正是展現上述各樣寫史標準，缺一不可的基本必備條件。《史通》展現了中國史學發展至唐時的豐富成果，透過爬梳、概括、總結，呈顯出清晰明確的史學書寫、評論意識。稱其為是劃時代的開創、先導性質之著作，實不為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