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東樹，字植之，後來取「蘧伯玉五十知非，衛武公耄而好學」之意，而晚號儀衛老人，安徽桐城人，生於乾隆三十七年（1772），卒於咸豐元年（1851），享年八十歲，是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生當乾嘉漢學極盛之時，卻能出來抨擊漢學的弊病，提倡宋學，為當時的學術界形成一股反動的力量。
　　方東樹的學術思維，頗受其家學淵源的影響，自其族祖方閑阿學習朱子學開始，方家一族就以朱子之學傳其家門，方東樹的曾祖方澤，當過姚鼐的啟蒙老師，而方東樹的父親——方澤與方東樹，又先後問學於姚鼐，姚鼐曾經稱讚過他們：「能世其家學」。所以，方東樹之所以能在當時的學術界獨樹一格，跳出來批評乾嘉漢學的弊病，並起復興宋學之功，與他從小受到的家學薰陶不無關係。
　　方東樹從小即用功於心性之學，當其時，姚鼐於壯年辭官後，便一直以書院為基地，藉由培養學子以宣揚他的學術理念，乾隆五十八年這年，姚鼐在江蘇鐘山書院教書，方東樹特地前往跟隨姚鼐學習古文，受席門下達五年之久，桐城派「文以載道」的傳統，提倡文章經世，以及姚鼐主張「義理、考據、文章」並重的理念，對於方東樹的思想起了很大的影響。方東樹雖然於二十二歲時入縣學為弟子員，卻屢屢在鄉試中敗下陣來，總是與功名無緣。他早年受到姚鼐的影響，喜歡寫文章，《清史列傳》評論他的「古文簡潔，涵蓄不及鼐，能自開大以成一格」。
　　四十歲以後，不願以詩文聞名於世，乃鑽研義理，為學不論經史百家、佛道思想，皆窮究其說，而最契合於朱子之言，認為乾嘉間的學者崇尚漢學，專注於考證訓詁，穿鑿破碎，有害於大道，名為治經，實足以亂經。五十歲以後，才放棄科舉功名，不再應舉。於道光年間先後主講於韶陽書院、廬陽書院、泖湖書院、松滋書院。他曾經在廣東時，遇到林則徐禁鴉片，特地上陳《匡民正俗對》，以論禁之之道；又在鴉片戰爭起時，寫《病榻罪言》，以講防禦之策，可惜皆不被重用。晚年應祁門縣令唐魯泉之邀，主講東山書院，最後也在這裡與世長辭。
　　方東樹曾經說過：「余生平讀書，惟於朱子之言為獨契，覺其與孔孟無二。」對於朱熹之學推崇備至，也因為乾嘉漢學反對宋明理學，這樣的主張與他的學術理念相違，讓他對於漢學多有批評。方東樹批評漢學的意見，可見於《漢學商兌》一書，《漢學商兌》的成書原因，主要是在道光時，阮元刊刻《皇清經解》、江藩著作《漢學師承記》，皆是張揚漢學之作，一時之間漢學的發展走到極盛之期，當時，方東樹客於廣東，對此風氣產生極大不滿，而有反動之意。《漢學商兌‧序例》成於道光六年，他在〈序例〉中言明，此書乃仿朱子《雜學辨例》的體例：摘錄漢學家議論的原文，再於原文底下為文一一加以辨正，而成《漢學商兌》三卷。他批評漢學的弊病是：「只向紙上與古人爭訓詁形聲，傳注駁雜，援據羣籍證佐數百千條」，這樣做學問的方法，對於自身修養、民生家國，皆無益處。他又對漢學家的「訓詁明而義理明」的說法不以為然，舉出專據《說文》的訓詁以正經義，實有諸多謬誤，在書中，更是盡力維護朱子，認為朱子之學即是實事求是之學。除此之外，方東樹還有《書林揚觶》一書，內容也是針對時病而發，批評當時的考據風氣而寫。
　　可以說，方東樹在學術界上的影響，是開風氣之先，在乾嘉漢學極盛之際，著書撰文大力批評漢學本身所存在的內部問題，使得長期受到漢學打壓的宋明理學，得到重新被肯定的機會。在當時國勢日漸轉衰、人心思變的同時，雖然他沒有任何的功名，起不了帶頭的作用，識解與魄力也稍見薄弱，無法像阮元等人一樣，能夠領導一代學術，不能立即扭轉當時學術的風氣，卻在當時創造了一個新的趨向，使得這個漣漪能夠在往後日漸擴大，對於漢宋調和起了很大的作用。
　　方東樹的生平著作頗多，除了《漢學商兌》三卷、《書林揚觶》二卷外，尚有《昭昧詹言》二十一卷、《儀衛軒文集》十二卷、《儀衛軒詩集》五卷、《考槃集文錄》十二卷、《待定錄》一百餘卷、《山天衣聞》一卷、《思適居鈴語》四卷、《半字集》二卷、《進修譜》一卷、《未能錄》二卷、《陰符經解》一卷、《老子章義》二卷、《大意尊聞》三卷、《最後微言》十一卷等書。